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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真定女》和《蛇癖》两篇的篇次提前了，这很可能是出于篇幅的考虑，
把这种篇幅短的提前插进某一页所空的数行中。变更较多的，如卷四、卷九、
卷十一等卷，则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开始先把本卷中篇幅较长、抄者认
为质较好的篇章过录下来，最后又把遗漏下来的各篇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所
以，实际篇次与卷前的总目次就不大一致了。
铸雪斋抄本不是一个人抄成的。全本有三种笔迹，有整卷一种笔迹者，
也有一卷两种笔迹者，甚至有一篇两种笔迹者。抄手既多，似乎抄前又没有
规定一定的抄法，有的篇与篇连接着抄，中间并无空行，有的却篇后空着半
页，甚至大半页，下篇从下页重新开头，颇不一致。有的卷标有页码，有的
卷部分标有页码，也有的卷完全未标页码。这就使我们感到，张希杰并不富
有，不能像朱家那样“出资觅佣书者”缮写，只能让儿子们轮流帮着抄录；
他既不是位图书收藏家，又不想整理刊行，只是由于“欣赏奇文”（语出《铸
雪斋集》卷六《行香子·铸雪斋漫兴》词），抄录一部来阅读，所以也就不
讲求工整了。
前面曾经讲过，铸雪斋抄本曾受损坏而有残缺，以及抄补的现象，它各
卷的篇次与总目所列目次不一致，是不是也与此有关系呢？恐怕是应当估计
到这种因素的。卷八残缺的现象最重，此卷篇次的错乱，自然与残缺有关；
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有十数个篇章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或许也是由
于残缺才需要补抄的吧。从一些地方看，补抄的迹象是明显的，因为字体大
小、工草不同，但仔细看来，抄者并未易人。这表明受损、抄补的时间并不
甚晚。联系上面讲过的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到的乾隆十六年济南后宰门
一带大火，他失掉了全部图章的事，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铸雪斋抄本是两
次抄成的，火灾前已基本过录完毕，火灾中一部分受损，造成残缺，事后就
只好再抄补起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整齐划一的现象。我们未曾亲眼看
过原抄本，分析自然是受到限制，不敢自以为是，这里先提出一些推测，俟
以后看到原抄本时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吧！
（五）《张贡士》附则的问题
铸雪斋抄本卷十《张贡士》后有“高西园云”一段附则。青柯亭本将此
附则概括为“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数
语，加在了正文之后。三会本则既有青柯亭本所概括之二十二字，又有铸雪
斋抄本这段附则，并均作为《聊斋志异》的正文，这是不妥当的。
“高西园云”一段，不可能出自蒲松龄的笔下。仅就事论事，他就不会
像发现什么秘密似地借别人之口为自己写的作品作注，说《张贡士》所记为
安丘张卯君事。张卯君名在辛，张杞园（贞）之子，蒲松龄是认识他们父子
的，这有蒲诗《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
歌》可证。篇中之所以讳其名而只云“安丘张贡士”，大概是出于礼貌，不
会根本不知道。
高西园，就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以诗、画名于当世的高凤翰。他生于康
熙二十三年（1683），比蒲松龄小40 多岁。其父高曰恭曾为淄川儒学教谕，
时在康熙三十五年（1896）至四十年（1701）。高凤翰随其父到过淄川，与
蒲松龄是见过面的，但当时还仅十四五岁。其《题蒲柳泉先生》
诗中云：
忆昔见君正寥落，丰颐虽好多愁颜。
指的就是那时的情况。附则中记高凤翰的话，有“余素善安丘张卯君”一句，
就不类少年人的口吻。据高凤翰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作的《赠张卯
君广文观城》诗（《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湖海集》），有“十年识卯君，曾
未窥涯际”两句，可知他与张在辛相识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所以，
他在少年见到蒲松龄时，还不可能讲“余素善安丘张卯君”这类的话。他离
开淄川后，便没有再见过蒲松龄，蒲松龄何以会加上“高西园云”这段附则
呢？
高凤翰成年后出游，始自康熙六十一年。第二年即雍正元年，他到济南
参加这一年的优试，由于与张元有旧交，所以便住在朱家。张元《历下与高
南村话旧》诗中云：
昨因文战来济上，与我抵足谈寒温。忆昔吾师在般水，君才束发我初婚。弹指流光
三十载，相看白发惊心魂。
就是勾画的他们过去和当时的交往情况。诗中所谓“吾师”即指高曰恭。这
一年正是朱氏兄弟忙着抄录《聊斋志异》的时候，高凤翰也在这里读到了这
部小说集，并且在朱氏抄本后写了题跋，大为蒲松龄“少负艳才，牢落名场
无所遇”而深为愤慨。这就是铸雪斋抄本卷后之南村《题跋》的由来。
《张贡士》附则，不见于原稿本，也不见于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本将
此附则改作上引数语更不类，可见这是在雍正元年，高凤翰读《聊斋志异》
时讲到了此事，朱氏兄弟便附记在其抄本的本篇之后了。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1 辑，
齐鲁书社198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