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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册的第九篇为《司训》，中有“朱公子子青《耳录》”云云，子青
名缃，为候补主事。此仅称“公子”，当作于其为候补主事之前。《聊斋诗
集》卷四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
诗，系康熙四十一年作（参见路大荒先生《蒲柳泉先生年谱》）。是子青于
康熙四十一年已得主事衔，《司训》之作至迟在康熙四十年。《司训》之后
的第十六篇为《王十》，篇末赞语有“盗者白昼劫人，而官若聋；铸者（按，
指铸私钱者）炉火亘天，而官若瞽”云云。考《聊斋文集》卷十《救荒急策
上布政司》：“然今日之钱禁，其陋弊与盗案等，盖法令太严，则官不敢报，
因而私铸益多，自长山、邹平以及武定诸处，铸炉不下千支。京都之局，不
足供千炉之毁，于是私铸遍地，而官钱之存者几希矣。”然而《王十》篇所
云，正《救荒急策》所谓“今日”情状，二者的写作时间，当相距不远。《救
荒急策》作于康熙四十三年，是《王十》之作，早则康熙四十一二年，迟则
康熙四十四五年耳。《司训》与《王十》既相隔十六篇，在写作时间上自也
有相应距离，但不至相距太远（因这十六篇中长篇不多），故《司训》之作
即使略早于康熙四十年，但一定也与该年很相近。又因第七册在《司训》之
前尚有八篇，这八篇的写作当然也要花点时间；所以第七册的开始写作大约
在康熙三十九年左右。至其写完该册，大概在康熙四十六年。因第八册《夏
雪》篇记及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月事，而赞语云：“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
上者益骄。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
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
窃意数年以后，称‘爷’者必进而‘老’，称‘老’者必进而‘大’，但不
知‘大’上造何尊称，匪夷所思已。”据“即康熙四十余年中”一语，知其
时为康熙四十几年，故该篇至早作于康熙四十六年，至迟作于四十九年。然
自《夏雪》至该册末，约为十分之九册。又，《聊斋俚曲集》中的《墙头记》，
李氏云：“可不知上了监（国子监），人叫咱什么？”赵氏云：“如今都是
叫爷，叫奶奶。”是监生已经称“爷”，较《夏雪》所云“举人称‘爷’又
进了一步；《禳妒咒》、《磨难曲》则举人已称“老爷”。此三种俚曲当都
作于《夏雪》之后，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其从事写作至多到五十
三年底为止。加以自康熙四十九年后，蒲松龄体力、脑力都日益衰退，四十
九年所作《大雪连朝》诗有“读过旋忘”之叹，五十一年所作《老叹，简毕
韦仲》有“谁知白发增益增，百骸疲惰官不灵。健忘已足征老困，病骨可以
卜阴睛”等语。五十二年其妻刘氏卒，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也更衰惫，
《与李淡庵》：“弟日益惫，又兼有悼亡之感，穷而无告矣。”在这种体力
日衰、而最后一年多又情绪不佳的情况下，从四十九年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
要写十分之九册《志异》和篇幅不小的三个俚曲，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在这
期间《志异》的写作进度反而比前两册快，恐怕也不可能。据上所推定，写
第六册用了大约七年时间，第八册的写作若开始于四十六年，则七、八两册
亦各用了七年时间，较合情理；越把第八册开始写作的时间往后挪，则第七
册越慢而第八册越快，可能性也就越小。至于第八册开始于四十五年以前的
可能性，恐怕也很小；因《夏雪》的写作至早在四十六年七月，而《夏雪》
以前的不过十分之一册，其所用的写作时间不需要那么多。
现将我关于《志异》写作过程的推断概述于下：《志异》系于康熙十一
二年或稍后开始写作，至康熙二十一年秋天完成现存的手稿本第一册，其中
十之三四为康熙十八年春天以前所作，十之六七为十八年春天以后所作，特
别是从康熙二十年秋天以后至二十一年秋天的这一阶段，以不到一年的时
间，完成了半册。自康熙二十一年秋天至三十年的九年间，写了第二、三、
四册，平均约三年写一册，但在实际上，也可能有的超过三年，有的不到三
年；其中第三册《刘姓》以前诸篇，其写作时间大致不可能迟于康熙二十七
年。自康熙三十年至大约三十二年秋间，写了第五册；自康熙三十二年秋冬
间至大约三十九年，写了第六册；自大约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写了第
七册，此后即开始写第八册，该册的写成大约在其逝世前不久。所以，此书
的写作，前后共四十年余。蒲箬等《祭父文》说：“暮年，著《聊斋志异》
八卷。”这是不确切的。《志异》既有康熙十八年自序，绝非暮年才开始写
作。大概蒲箬等曾经看到过他在暮年写作《志异》，遂把它误以为暮年之作
了。至于蒲箬的《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所云“《志
异》八卷，。。积数年而成”，则当是把《志异》仅仅看作“暮年”之作而
产生的进一步的误解。有些研究者因《聊斋自志》署康熙十八年，遂认为《志
异》于该年已基本成书，恐也非确论。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1 辑，
齐鲁书社1980 年版）
骆伟
《聊斋志异》版本略述
蒲松龄《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在我国文学
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世界上也颇负盛名。
《聊斋志异》版本较多，据初步统计，达六十多种。按它们的性质、内
容区分，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抄本。这是在作者成稿后、刻本未出前在社会上流传的抄本。这
些抄本，由于诸家传抄，各有点窜，鲁鱼亥豕，自不能免，卷数、目次也不
一。较早的有康熙抄本、铸雪斋抄本，以及黄炎熙抄本等等，他们大都来源
于稿本，内容比较可靠，后来各家刻本，一般以此为依据。
（二）初刻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青柯亭本，但
此时距蒲松龄殁后，已半个世纪。在乾隆年代所出的初刻本，形式和内容也
很不一致，有截其序者，有去其题词、例言、小传者，有删其短篇者，有分
门别类者。其较重要的，除青柯亭本外，还有王金范本、李时宪本、步云阁
本等等。
（三）译注、图绘本。清嘉、道以后，由于《聊斋志异》的广泛流传，
引起了当时社会上文人学士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冯镇峦、何守奇、吕湛恩、
何垠、但明伦等评注本，后来铁城广百宋斋又仿我国古代小说体例，为该书
作图绘。无论评注、图绘，都几乎以青柯亭为底本，而且版本较多，刷印量
较大，对《聊斋》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补遗、拾遗本。当清末各种刻印本大量出现以后，有好事者，又
方搜远绍，符其原稿，以各种传抄本核对，摘出其未刊者，作补遗、逸编、
拾遗而加以刊刻，使蒲氏一生心血，俾遗珠得还合浦。
本文将就上述四种类型的主要版本，试从内容、版本特点、收藏经过等
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供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
稿本（辽宁省图书馆藏）
《聊斋志异》为蒲氏一生的心血所萃。作者从青壮年时代，就从事资料
的搜集和写作工作，正如他的挚友唐梦赉在序言中所说的：“于制艺举业之
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由于作者广泛取材，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
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从稿本所记故事情节的时间（最晚时
间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化男》篇，蒲氏时年67 岁）和稿本修改
情况分析（除个别篇章、条目有修改外，其余大部分是誊写工整的），当是
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所以，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的祭文都说：“暮年
著《聊斋志异》。”
本书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
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本书卷数颇
为混乱，如蒲立德在序中称16 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
称8 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
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
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我
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本意和原稿实际情况，
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
本稿曾经王士祯批评。淄川人王培荀对王氏评阅经过作过介绍：“《志
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
（见《乡园忆旧录》）至于王渔洋书评的价值如何？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
如涪陵冯镇峦说：“此书评语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
重也。”（见《读聊斋杂说》）尽管如此，以渔洋先生当时在文坛所处的地
位而言，有他的书评，无疑能增加《聊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手稿能保存下来，也有它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过程。稿成后，由于
蒲氏家道贫寒，后裔也“无力梓成”，一直藏在家中，亲朋好友（如唐梦赉、
济南朱氏等）都曾向他借抄过，后来，越传越广，竟到了“人竞传写，远迩
借求”的程度。乾隆三十一年，莱阳人赵起杲刻《聊斋志异》，就是据传抄
本刊刻的。后来传至同治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字硕庵），将稿本带往
东北沈阳，其子英灏后供职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曾将半部手稿借给依
克唐阿阅读，依克唐阿因事赴京城不幸染病身故，又适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