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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那就俗不可耐，连牡丹精的爱也染臭了。别看蒲松龄白天正襟危坐在毕
老爷家的绰然堂里教“子云诗曰”，那是为了舌耕糊口，不至于像曹雪芹晚
年的天天“食粥”。但他不是地道的三家村教书匠，也没有教出个把进士、
状元来。他的真正职业，是在“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
的苦斗中，像他后来的同乡开掘博山煤矿一样，来开掘人类心灵美的矿藏。
他所塑造的葛巾、常大用的性格，比葛巾窖藏的白镪的光更美，更亮。
葛巾、玉版同常大用、大器兄弟的爱情婚姻，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势力的
干涉，非常顺利，相当美满，且“家又日以富”，有子承欢，应当是其乐无
穷了。但结局却有始无终，或者说是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蒲松龄在结尾的
“异史氏曰”里，带着对葛巾的赞扬和惋惜之情来评议常大用：“怀之专一，
鬼神可通，偏反者（按：指花）亦不可谓无情也。少府寂寞，以花当妇人，
况真能解语，何必力穷其原哉？惜常生之未达也！”所谓“未达”，就是一
个疑字。常大用从葛巾的自言“魏姓，母封曹国夫人”起疑，再次到曹州“力
穷其原”。当他弄明白了葛巾的来历，则化爱为怕。没有了爱，这个家庭就
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感情基础，葛巾、玉版则断然渺去，毫无反顾，她们
不允许有疑的情操是纯洁的。疑生怕，怕生变，变生离，“悔恨不已”，绵
绵无期。虽然留下两种名花，为后来天下人观赏，对常生却无补于万一。
也许是有憾于常生之“未达”，蒲松龄就在《黄英》和《香玉》两篇中，
创造了比常生高的“达”人形象。我读《聊斋》时，常常这样想：只读《葛
巾》，很难全部猜透蒲松龄的思想，如果把《葛巾》和《黄英》、《香玉》
等写花精的篇章对照着读，加以比较，既可以看出彼此相似之处，又可以看
出相异之处。这相异之处，正是蒲松龄用互相对照、互相补充的写法，将他
对现实人物的观察和对理想人物的追求表现出来了。《黄英》里出身于好菊
世家的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结为夫妇，生女。英弟屡醉而现出本相，“马见
惯不惊”，更不疑英，此可谓“达”矣，所以能始终保持着幸福的家庭。“后
女长成，嫁于世家。黄英终老，亦无他异。”若马也见异生疑，生怕，其结
果当亦与《葛巾》相似。《香玉》里的黄生，爱上白牡丹精香玉，不仅不疑，
等香玉成了花鬼，而仍能情不移，且誓言死后当寄魂于花旁。黄生死后果然
化为白牡丹之一枝，与香玉合二为一了。不愿花精与己延子孙，自己宁愿化
为异类，比常大用、马子才都“达”的多，“达”的更彻底——由人“达”
物。如果说连理枝、比翼鸟、梁祝化蝶等传说，都是由悲剧而幻化出的情写
的伸延，那么，黄生死后之变牡丹，则是乐天的情笃的幻化。蒲松龄所要追
求的“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此。但是，在蒲松龄所处的那个封建时代，这
种对情的追求，只能寄托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也只有在浪漫主义的理想人
物（包括花妖鬼魅）的塑造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自由想像，或则人
变物，或则物变人，人人皆能变，物物皆能变。由这种广泛的物人互变所形
成的艺术形象，又诱发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限的联想力，因而产生了阅读
时所感觉到的一种特殊的环境气氛，仿佛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有潜在的精灵活
动着。
然而，就人物形象的现实真实感来看，蒲松龄所评议的常生的“未达”
处，却正是他的真。在实际生活里，人和异类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爱情婚姻，
所以，在浪漫主义的文学形象的创造中，当人发现他所爱的人是异类的变化
时，产生疑惧是合理的必然的，有其真实的现实的心理基础。人类早期的神
话和传说，人神物互相爱恋结合，被视为正常现象，甚至每个民族或部族，
都要找出一个非人的祖先，或蛇，或猛兽，或飞鸟，等等，以此为荣，毫无
疑惧。当人类更多的认识了客观世界和自己的时候，这种神话和传说就消失
其基础，物人之间的界限愈分明。“人为万物之灵”，怎么能和异类平等呢？
有了这样的界限和心理，才会产生人与异类有疑惧的新传说，《白蛇传》里
许仙于五月端阳见白蛇现身的惊变，就是最好的例子。蒲松龄要求的“达”
是不疑不惊不变，显然不是要回复到原始时代，而是要求一种更富有具体社
会内容的始终如一的真情，来对抗封建社会那种以理压制情的专制。蒲松龄
是希望常生能“达”的，他赞扬了马生和黄生的真“达”。蒲松龄要求改变
的正是实际生活里由于种种不“达”——疑所产生的悲剧。当然，常大用的
不“达”，还有作者对他的构思规定。他若真“达”了，“洛下无双”的两
种名花也就没有了，将是另外的结局。从这点看，《葛巾》的社会现实性的
真，才使人于欣赏的满足里潜隐着丝丝的悲凉，感到与生活里的真更相近相
通。
在幻想里寻求和描绘“达”的形象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一触到社会的
实际，不“达”者比比皆是，想自由则难办到。蒲松龄自幼聪颖过人，然时
艰命乖，一生坎坷，使他本来很“达”的性格，都转化成郁积的“孤愤”，
而且周围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不允许他痛快的直抒胸臆，他只好到幻想里将
“孤愤”之情转化为对花妖鬼魅的纵情放歌。初读之，会被其美的幻想所陶
醉，再深思，则一阵酸苦渐渐袭来。蒲松龄的传奇小说不同于童话或寓言，
当读了《葛巾》以后，再到牡丹圃中观赏一番，就会体味到蒲松龄所写的喜
剧故事背后总隐藏着悲剧的余韵。这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正是蒲松龄特殊的
心灵活动的返照。《葛巾》就是他对人生的缺陷——不“达”的哀惋之歌。
然而，这哀惋是被两种眩目的名花遮掩着的——在不易看到的花瓣与花托之
间夹着。
1982 年4 月，牡丹含苞待放时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马振方
构思新巧形象生动
——《司文郎》赏析
怀抱奇才、终老明经的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中创作一批反映仕
途、科举的短篇小说，《叶生》、《于去恶》、《司文郎》都是其中的佼佼
者。这三篇作品，主人公都是怀才不遇之士，而且都具鬼魂身份，立意却各
有侧重，角度也各不相同，形象结构、表现方法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叶
生》篇幅较短，情节也较单纯：沦落书生，郁郁而死，“魂从知己”，助友
成名，“借福泽为文章吐气”，表现落第才人的悲惨遭际和悲苦心理。《于
去恶》是影射、象征之作：冥府开考，鬼士入闱，师旷（无目）、和峤（有
钱癖）充任试官，“游魂耗鬼杂入衡文”，致使大批佳士被黜，文运颠倒，
以此讽喻现实文场的“鸟吏鳖官”、乌烟瘴气。三篇之中，《司文郎》篇幅
最长，思想内容也较前两篇更为丰富，既讽刺了妍媸不辨的试官，又创造了
助友应试的游魂；既有笑骂，又有悲歌，很像《叶生》与《于去恶》的合璧。
还是让我们进入它所展示的艺术世界吧。
王生与余杭生同赴乡试，比屋而居。忽有宋姓少年来游，气宇轩昂，“言
语谐妙”。王生“心爱敬之”，以礼相待；余杭生“居然上座”，冷语相嘲。
宋像一块试金石，使两个考生的品德高下分明、相形见绌。余杭生继而逼宋
“当前命题”，比试作文，被宋两度占先，开口不得；后“以窗艺示宋”，
又被他“且诵且訾”，批得汗流满面，惶愧无地。与此同时，宋与王生结成
契友，遍阅王作，颇为称赏。这样，这位少年又像一台天平，将两个考生的
文章、才学置诸两端，即刻量出它们的轻重。经过这样一番铺垫，即写放榜
——“王下第”，余杭“领荐”，对文场、试官会有相当强的讽刺力量。但
作者没有那样处理，又借宋的慧眼凭空拖出个能用鼻子辨别文章的盲和尚。
焚古大家之文，他受之以心；焚王生之作，他受之以脾；至焚余杭闱墨，则
“咳逆数声”“强受之以鬲”。这一奇特的艺术构想，把余杭生文才之劣一
下渲染到最大限度，为放榜作了又一层铺垫。此后揭出考试结果，就将试官
的昏愦、荒谬，文场的混沌、黑暗，表现得异常充足饱满。好像拉满硬弓射
出去的箭，具有穿透目标的力量。盲僧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仆虽盲于目，
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这不只是一句俏皮话，也是水到渠成的结
论，在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作者并未就此止步，随后又让盲僧从“诸
试官之文”中嗅出余杭之师的劣作，构成如下一段奇妙文字：
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
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至下部出
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见，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视之，已移去
矣。——乃知即某门生也。
情节至此，推出高潮，对文场、试官的嘻笑、嘲讽也达于极顶，真可说是淋
漓尽致，无以复加。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境界，有不到山穷水尽不肯
罢休的势头。同《于去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高潮之后，并未收煞，余杭逃匿，盲僧隐去，单写宋某与王生。听
说第二年再行乡试，王“遂不归”，受教于宋，“熟习益苦”，不想竟“以
犯规被黜”。宋因而大哭不止，抢呼连声：“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一痛
之下，对王说明自己的来历。原来他并非生人，而是游魂，生前“少负才名，
不得志于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