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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的判词，对阴司地府作了这样的剖析：“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
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
这实际上是清代封建衙门的真实写照。要是作者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当时正
是文网森严的年代，直接揭露官府，恐怕不得不有所避讳，而且要通过一场
官司来彻底暴露整个封建官僚制度，也不大容易。且不说别的，光是一个小
民要跑遍各级衙门，就很难办到。更何况要层层上告，直至最高统治机关，
还要在大王面前论是说非，誓死抗争。试问席方平身上长了几个脑袋？唯有
幻想形式，才使席方平不怕刀锯炮烙，不怕诛连九族，死了可以复生，抓了
可以再跑，从而遍历城隍、郡司、冥府，写出当时的一部“官场现形记”，
把从下到上的整套封建官僚机构的腐朽和黑暗，一起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聊斋志异》的奇特幻想，不但贯串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往往寓意
深刻，耐人寻味。《画皮》、《妖术》、《聂小倩》等有关鬼的故事，立意
构思都比魏晋小说有所发展。它力求把鬼的形象人格化，在鬼的故事中概括
社会生活中某些经验教训。《劳山道士》、《武技》、《大鼠》、《小猎犬》
等篇，都是古代寓言小说中的佳作。过去对这些作品评论较多，不必重复。
这里想举不大引人注目的《李伯言》，篇中出现“幻火烧梁”的奇想，也很
发人深醒。故事说李生到阴间暂代阎罗王审案。虽惩治甚严，倒还算秉公执
法。可是等到审理亲家的案子，封建社会“裙带风”的老毛病就跑了出来，
他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庇护一下犯法的亲家。想不到当他心里正盘算如何袒护
的时候，“忽见殿上生火，焰烧梁栋。”李生急消一念之私，则火顿灭。蒲
松龄写完这则故事，大发感慨：“阴司之刑，惨子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
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谁谓夜台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
耳！”阴间断案，当然属子虚乌有，作者只是为了借此发泄对封建官府徇私
舞弊、“复盆之下多沉冤”的愤怒而已。但明伦评曰：“天下贪邪之官，幸
而堂上无此火。天下屈抑之民，不幸而堂上无此火。”说明这则故事是针对
天下贪邪之官，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公堂之上出现作弊行为，即有火
烧殿梁以警告不法的贪官，这种奇特的幻想，很容易引起衔冤负屈者的共鸣。
“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耳！”这把火，不会是天火，而应该是人民的愤火。
也只有人民的愤火，才能烧掉暗无天日的封建殿堂。
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的统一。蒲松龄憎恨黑暗的现实，自然也憧憬美好的
理想。不过，他表达理想的方式，主要不是靠虚构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而
是在批判黑暗王国的同时，寄托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倾向。
《翩翩》篇所写的仙境就与别的小说不同。那里的仙女们裁蕉叶为衣，
取白云作袄。吃饭时剪下山叶，要鸡有鸡，要鱼有鱼，应有尽有，过着无忧
无虑的生活。这种幻想大概是从当时人民的贫困生活激发起来的，还不算什
么特别。这则故事构思的奇妙处在于作者设想：社会上邪恶之徒引诱罗子浮
堕落、陷入绝境之后，仙女们把他接到山洞，既不是鄙弃他，也不是把他养
好了权当狎客，更不是引导他从丧魂落魄转向富贵之途，而是用溪水治好他
的满身毒疮。当他复生邪念，则令其顿觉袍被无温，还原为秋叶，使之惊骇
警觉，不敢再生妄想，以此来治好他从污浊社会里染上的恶习。故事表明，
看透人世、满怀孤愤的蒲松龄深感世风日下，热切希望人世间应由真诚、友
爱和互助去代替虚伪、欺诈和贪婪。这种道德改造离开了社会制度的变革，
当然只是空想。我们肯定它是由于它批判了封建末期的道德沦丧。《婴宁》
篇的社会意义更为明显，幻想也更为美妙。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妇女受压迫最
深，强令妇女们奴颜卑膝，笑不露齿，不准她们直起腰杆放声大笑。也许蒲
松龄有感于此而设想出一个敢说敢笑的婴宁来。作者明白，婴宁的性格不可
能在当时的社会里产生出来，于是乎把她安排在远离现实的南山之中。而且
是从小失去父母，也无兄弟姐妹，由一个所谓“鬼母”培养成人。正是由于
她从来没有受过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所受的礼教的教育，根本不懂得当时现
实生活中的人情规矩，才使她形成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格。她生活在幽雅美丽
的环境之中，从小过惯自由自在的生活，更使之养成天真浪漫、无拘无束的
作风。作者用各种不同的场合、情致、姿容和神态来写她的笑，又用烂慢的
山花作为衬托，极力突出她的性格美。封建专制不准妇女笑，婴宁的性格却
以无所顾忌的笑为特征。这样的少女形象显然是和封建礼教相对立的。因此，
当她来到人间，就再也笑不下去了，“虽故逗之，也终不笑。”这种写法也
从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限制和压抑。可见，聊斋故事的基本精神是
浪漫主义的，但有现实主义作为基础。
三真幻结合重在写意
聊斋故事中的狐鬼精魅形象，都赋予社会人的思想性格。既然如此，直
接描写现实人物，岂不更简便，何必披上一层狐鬼精魅的外衣？我想，除了
便于这些狐鬼精魅的变幻，很难找到别的解释。
鲁迅先生指出《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用传奇法而以
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
人间。”很精辟地概括了蒲松龄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的重要特点。
植根现实、变革现实的积极幻想和脱离现实、胡思乱想的消极幻想是两
种不同的幻想。《聊斋志异》幻想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既来自现实，而又力图
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真幻结合的艺术构思由此而产生，并形成《聊斋志异》
独特的艺术风格。
前两部分主要分析政治题材，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爱情婚姻题材。以《连
城》为例。那征诗择婿的史孝廉既嫌乔生之贫，又惧王家之势，为了找一门
有利可图的姻缘，不惜背信食言，硬逼女儿嫁给盐商之子王化成。结果，连
城“含恨而死”，乔生也“一痛而绝”。这是封建家长一手造成的悲剧。
蒲松龄是有理想的作家。他创作聊斋故事不以揭露礼教吃人为满足。有
关爱情题材的作品，重心多半放在表现青年男女争取爱情自由的愿望和意
志。因此，连城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于悲剧。连城和乔生人虽死，魂不散，飘
至阴间，经乔生亡友顾生之助，得以返魂。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
之。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
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将入侧厢中。默定少时，连城笑曰：‘君
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偕，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
欢恋。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厢中者三日。”
这段描写，既表现他们蔑视封建礼教和争取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同时
也反映了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压力的深重。虽是喜剧，却带有很浓厚的悲剧
气氛。
两人返魂以后，果不出所料，王化成又来争夺，并告到官府。那收受贿
赂的官宰，只会见钱眼开，根本不顾连城的意愿。连城被逼嫁到王家后，不
得不再次进行拚死的斗争。等到连城奄奄一息，王家无法，只好送回。这多
次的反复，表明作者认识现实之深刻。当时的青年男女要取得爱情自由和婚
姻自主，谈何容易；横在他们面前的绊脚石，何止顽固的封建家长一层障碍。
要冲破富豪之家、封建官府等等所组成的封建黑网，靠一对青年男女的微弱
力量是难以办到的。连城乔生终于如愿以偿，这与其说是他们斗争的胜利，
不如说是作者理想在幻境中得到了实现。
《聊斋志异》里大量爱情故事的结局，除了《公孙九娘》，无例外地都
被处理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说明蒲松龄安排情节并没有严格遵循现实
的客观逻辑，很多时候是按照主观意愿来构思故事。揭露现实问题时遵循现
实逻辑，解决当时社会所无法解决的矛盾时遵循理想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解决爱情故事的矛盾不像《西厢记》那样，最后
让青年男女向封建家长妥协，以求得婚姻的美满，而是让他们经历了生生死
死的斗争。这在《鸦头》篇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于鸦头来说，为了求得爱情
的自由，首先需要摆脱妓院老鸨的人身束缚。她的斗争比起连城的反礼教更
为艰难。她发现书生王文“敦笃可托”，当夜就女扮男装与之私奔，一直逃
到百里外的汉江口。可是不久又被抓回来，囚禁在暗室里。虽然“鞭创裂肤，
饥火煎心；易一晨昏，如历年岁，”却始终不肯屈服。鸦头的斗争坚持十几
年之久，终于冲破重重难关，逃离虎口，和情人团聚。作者热烈赞美鸦头的
反抗性格：“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类所难，而乃于狐也得之乎？”塑
造为了自由而坚韧不拔地奋斗的鸦头形象，显然揉进了作者的理想成分。
聊斋故事大部分采用现实性情节和幻想性情节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让
神仙狐鬼精魅闯进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另方面又让现实中人碰上种种奇遇
进入幻境之中。时真时幻，真幻交错。这种方法给作者带来很大方便，既可
以揭露现实问题，又可以自由驰骋想象，抒发胸臆，表达理想，不必受现实
生活的客观逻辑所约束。当然这种真幻结合并非纯粹的艺术技巧，要使之结
合得好，同样需要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