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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上墨汁轻拍碑文，由淡而浓、由轻而重。因为我用的绘图墨水质量尚好，所以我的拓片字迹颇清晰。拓纸风干后，我揭下来拿回去装订成册。我用这种办法将普提寺的几通碑文收入囊中。我有一间单人宿舍，是别人废弃了的灶房，有四平方米，这里成了我的佛学研究室。我将这些碑文拓册垫了牛皮纸置于床上，顿觉屋里光明普照。我先给生僻字注上音，然后断句，再译成白话。这些碑文，用优美的文辞记载了一座寺院的历史兴衰，还记录了当时佛教的教理及其规义。二十多年后，贾平凹创办散文类月刊，我把其中的《普提寺志》推荐给他，他将这篇“志”发表在他主编的《美文》月刊上。
在河南工作时，我利用一次到重庆出差的机会，独自上了一趟峨眉山。在纯阳殿，听两个尼姑讲其出家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什么叫荡涤灵魂。在“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佛祖以亿万年作夜亿万年作昼”的洪椿坪，我向寂一法师请教佛学对心性的作用与反作用，又讨论了人生处世与个人奋斗的关系。老法师给我讲了好长时间，最后他给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系心一处，守口如瓶；受得委屈吃得亏，诸事可成。”因为在洪椿坪耽搁的时间太长，我向华严顶方向进发时天色已黑，寂一法师见我执意要走，送了一杆竹杖给我，说了一句“路上记着我的话”，转眼就没了人影。没有旅伴，路上又积满冰雪，我几乎是手脚并用爬行在陡峭的山路上。崖高，路滑，没有月亮，大风吹起，松涛如海潮轰鸣，大山中孤身夜行在冰雪路上的恐怖，几乎绷断我的神经。我又连续爬山六个多钟头，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在我攀住石头喘气的时候，心中默念着寂一的话。终于来到一处庙宇前，眼见着灯火辉煌，可我遇到了麻烦———庙前台阶上蹲着两只大猴！再环顾四周，群猴密密麻麻包围了我。惊恐间，我把随身携带的饼干扔出去，又把几个水果扔出去，群猴一抢而空，但台阶上的两个霸道者无动于衷。僵持了片刻，我就朝庙里喊话求救，但声喊哑了也无人出来。情急之下，我挥动竹杖呼啦啦在空中抡着圈子跑向台阶，见我强行冲关，那两个家伙朝旁边挪了挪身子，我趁机一口气跑到庙里。原来，人们在后堂听五台山来的游僧讲经。见我带着一身冰雪进来，大家十分吃惊，立即端来火盆，斋堂的师傅也很快弄来热汤。这一夜，聚在“洗象池”后堂烤火听经的男女游客共十三人，五台游僧也即兴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大家讨论着各种僧俗问题，其乐融融，亲如一家，又互相留下通信地址，其中两人直到九十年代末还和我保持着联系。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4）
我在西安某研究所工作时，单位附近就是著名的密宗祖庭大兴善寺。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就到寺里跟人学习三圆式站桩功，功余在小径上捡核桃，也偶尔帮寺里僧人拔草。“佛经流通处”的王女士有些面冷，我常到她那里买《法音》杂志，她很少有和颜悦色的时候。有次在吉祥村碰见她，我问候了她一句，她就说她要去烈士陵园，半路上摔了一跤，自行车摔坏了，脚也崴了。她这会儿是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要回大兴善寺去。我说你改日再去，脚疼得不行了我送你去医院。她说今天是她父的祭日，又是和一个姐姐约好的。见她十分伤感，我就用我的自行车带着她去了一趟烈士陵园。她父亲以前是“民委”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她几经努力才被安排在这里工作。后来我去寺里，王女士就热情多了，我常在她那里借经买经读经。后来在省政协楼上碰见她，她已经是另一副精神面貌。她已调回“民委”机关工作，她说她本来就不愿意到寺庙里卖佛经，所以心情一直不好，还说如果有宗教与民族事务方面的问题可以找她。后来经她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席许力功，他当时住在大兴善寺东边游泳池边上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小比丘给他当通讯员。人都说见许力功很不容易。但我第一次去见他很顺利，走时他还送了我。后来我一去小比丘就连忙进去通报，我没有遇到过吃“闭门羹”的事，我觉得许主席很随和，也乐于和学人讨论学术。许是陕北榆林人，七岁出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佛学院，他经常应邀去日本和东南亚讲密宗。许极博学，讲佛时，常和历史、文学、黄老、孔孟诸学相比较，这使我认识到佛学其所以博大精深，因为它完全是在哲学层面上观照世界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这座寺院产生了敬畏。
我在这里结识了四个小和尚，他们在园子里劳动，很疲惫，颇有怨言。我想了解他们，就跟随着到了他们住的寝室。他们用电炉煮面条吃，很慌张，还轮流在外边警戒。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每天劳动近十个钟头，伙食上还是限量的。我就给他们送了些小米，交往加深了，知道那位会吹箫毛笔字又写得好的叫释演信，他是南京栖霞山佛学院毕业的，他的理想是修复汉中某山一座废寺，好像他还懂一点日语。我就很敬重这四个小和尚，和他们讨论佛学问题也极有趣。对我提出的有关尘世上的粗鄙问题，他们都能结合自己坦率回答。然而，有一次我去找他们，却是人去屋空，我被告知，其中一人被父母强行拖回了老家，另外三个因为偷灶上的馒头，被赶走了……
之后，我还到玉祥门里西五台的后台去听过经，到康有为偷经的卧龙寺讨过斋饭，到福州鼓山写过法雨，听过台湾某大师讲佛的十盘录音带等等，这些知识和素材就无意中渗入了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我对佛的理解顶多如沧海之一粟，但你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我对佛的敬重。
▲问5：你最早是什么时候研究贾平凹的？他对你的文学活动有什么影响？
孙见喜5：我谈不上是研究贾平凹，但我从1975年开始读贾平凹，1981年开始追踪他的创作足迹。目前全国各出版社出的研究贾平凹的各类专著有二十多部，这些专家几乎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匠，我没有学力和他们对话。但他们几乎都参考过我写的《贾平凹之谜》和《鬼才贾平凹》，我的书是他们的素材源之一。
要说平凹对我的文学活动有影响，恐怕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不到五十岁就写了二十多卷文学作品（已出版的文集有十八卷），这在当代文坛是不多的。况且他在国内国外获得过那么多而重要的奖项，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他像一片翻卷着扩散着的狼烟弥漫在一处地域，外边的想进去闻闻是什么味儿，受不住的咒骂着逃离，沉浸其中的又迷恋之如吸烟上瘾。但我关注的，是他的制造过程及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两点判断在我脑子里是明晰的，一是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二是他的民间视角，这两点是他艺术大厦的重要支柱。之外，他的悟性和天赋，他的勤奋，他的敏于思慎于行，他的禁得住绊磕耐得住挫折，也保证着他艺术大厦的不断高长。或者说，正是他这种奋斗精神，感染着影响着他周围的文友和一批作者，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问6：你和其他商洛籍作家的关系如何？你们之间在文学上相互有熏染吗？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见喜6：商洛籍作家有一群人。常在国家及外省市报刊发表作品的如小说家贾平凹、京夫、方英文、鱼在洋、芦芙红、谭易、王盛华、陈毓、刘剑峰、刘小平等；散文家如刘少鸿、候占良、李育善、周俊安、董发亮、严文龙、田冲等；诗人慧玮、远洲、程玉宇、郑学良、丹舟、唐庆华、翰乙、王坚波、郭建贤等；还有鲁迅研究专家高信；杂文家屈超耘、张中山、周知；评论家炜评、邰科祥、王永生、郭三科、陈汉生等；剧作家陈彦、陈正庆、田井制、冀福记、何丹萌、徐小强、冯国喜、呈全喜、王宏民、陈道久、阎金柱等。大家天然的联系当然在地域文化上。熏染是相互的。诸位之间，文学选择的差异性很大，但山里人的某种精神共同引领着各位的文学之舟，大家的公共能源和财富是童年的贫寒，大家的通病是饮食简单化服饰朴素化立场平民化。就性格而言，有的机敏有的木讷但都还诚实。虽说创作上各自取独立姿态，但审美趣味上也有共同偏好，如书法、民族民间艺术等，在题材素材的使用和取舍上，也互有借鉴，最主要的是互相激励。八九十年代，平凹的家、我的家都曾先后是大家的俱乐部。聚在了一起，相互交流文坛信息、各自的创作和读书情况，当然也玩麻将，玩书法，玩乐器和秦腔，没有策划过炒作谁或攻击谁，山里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智力。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5）
▲问7：关于你的长篇小说《山匪》，你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孙见喜7：自己说自己是尴尬的，但我可以说说创作情况。这部作品酝酿的时间有上十年了，但上辈人在的时候，有些故事是不能写的。我祖父这一辈最后去世的是我祖母，她2003年以98岁高龄仙逝。我是2002年初夏开始写这部小说的。你读了小说看了这个《后记》，就知道这部长篇的某些端倪。情节的密集性是素材决定的，而不是纯粹为了可读或好看。我忘不了，是商洛人的任崇廉和省群艺馆的何丹萌领我到金陵寺作调查，是村民王建良、孙健君、黎小卫骑摩托车带我去北山的尖嘴岩和上山子实地勘验地貌和风情，是孙炳文、刘娥、邵剑锋陪我去聂沟寻访旧人考索逸闻。更要感谢商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及文史老人李叔昌先生，他们给我提供了二三十年代商洛山区时政和文化的背景资料，这保障了我叙述的故事，在大框架上不会走样。
还应该记一笔我这台杂牌子的电脑，它跟随我已经十二年了，帮我生产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随着软件的更新，我先后换了三块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