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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二册（同治十一年）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8阿鲁特氏的祖父，即大学士赛尚阿（？…1875），字鹤汀，蒙古正蓝旗人，阿鲁特氏，是清朝著名的蒙古族大臣。1852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镇压太平军，不利，剥职逮京治罪，论大辟，籍其家，未几释放出狱，发往直隶。
9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二册（同治十一年）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10镂斐迪，即弗雷德里克·费迪南·劳（Frederick Ferdinand Low 1828…1894），美国政治家、外交官，1869…1874任驻华公使。
11艾忭敏，即本杰明·帕克·艾弗里（Benjamin Parke Avery 1828…1875），美国外交官，接替镂斐迪出任驻华公使。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6节 一只凤凰的自杀（1）
中国的历史中，充满着血腥的权力游戏。比如唐代最后一位皇帝李柷，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军阀朱全忠的宴会，席间，他的9个兄弟被朱全忠一个接一个地杀害。面对餐后的甜点，李柷最终答应退位，给辉煌壮丽的大唐王朝带画上了一个可耻的句号。他的兄弟们没准更愿意他尽快拿定主意。但要和聋子沟通，政治谋杀总是最后的一招。
最近，一些反复查阅过中国宫廷档案的学者为同治皇帝到底是不是死于梅毒而争得不亦乐乎，虽然他们一致承认：他的一生实在过得很荒唐。这些被讨论的档案，虽然对他生命中最后的36天遮遮掩掩，但还是明确指出（至少是官方的）：他死于天花。早在1875年（或者稍后），就有人认为：有人用一块感染了病毒的手帕蓄意让同治染上了天花。天花在中国的流行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这种病毒通常是以吸入的方式感染，并且，也不乏用污染的手帕进行谋杀的著名案例。
官方档案中关于天花的诊断，几乎没有记录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医学观察者的看法，根据外国医学团体的内部报告，同治至少在四五年前就染上了梅毒，并且由于病情的发展而导致了他的死亡。那时候，中国的医学还很原始，再加上对于天子龙体的诊断牵扯到政治的敏感神经，御医们难免闪烁其词，要让他们说出其所知道的真相也实在勉为其难。几年之后，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梅毒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到了这一阶段，纵有回春妙手，多半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受到病毒的侵袭，包括大脑、神经系统、动脉，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瘫痪，直至死亡。在第三阶段的晚期病例中，像出疹这样的现象不太常见，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后，倒是会出现类似天花的症状；因此，欧洲人在提及梅毒的时候，习惯称之为“痘疮”。所以，宫廷记录很可能将年轻皇帝的致命疾病视为天花，他们要么是弄错了，要么是刻意隐瞒，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死于晚期梅毒。或者，难道会是谋杀？
天花和病毒并不互相排斥。梅毒痘疮的爆发正好可以给携带天花病毒的手帕的引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这方手帕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手段，为同治皇帝可怜的帝王生涯拉上了演出结束的大幕。
具体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机和政治环境。同治亲政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而且冒犯了一大批权势人物，所以关于弑君的假设也就十分自然了。的确，那时候人们对肮脏的游戏总是疑窦丛生，甚至进入了外国公使的耳朵。就在1875年快要过去的时候，《纽约时报》将同治皇帝之死归为“神秘的死亡”，虽然编辑先生对此也语焉不详。
动机无处不在，因为有许多人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憎恶和鄙视同治皇帝，尤其是在1874年的8、9两个月他和恭亲王发生正面冲突之后。倭仁在培养同治方面所做的实验是个灾难，因为同治正是因此而走向了一个贤明儒家君主的反面。恭亲王的政治联盟的命运因此而危如累卵，亲王自身也经历着严重的困境，在同治的手上丢尽了脸面，充足的杀人理由遍及东方。更重要的是，满清统治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中国的延续，因为同治的执政而变得险象环生。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开列一份不算太长的谋杀嫌疑犯的名单，厕身其中的，有不少满清显贵，包括铁帽子王、惇亲王和醇亲王，他们两个都希望取恭亲王而代之，成为实际上的（原文为拉丁文）摄政者。
弑君是一门艺术。对于对手、将军和皇帝的外科手术式的切除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已经修习操练了好几千年。公元前4世纪的圣人孙子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论文中，就曾经微妙而间接地将政治谋杀尊为上上策，赞之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帮着这一技艺提供更好技术材料的总是大有人在。每一个小集团都有他们能干的后台老板，他们当中首屈一指的要算是李鸿章总督，他作为一名幕后操纵者（原文为法语）已经越来越娴熟，可以与黎塞留红衣主教1一争高低。并且，他也表现出了自己愿意而且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把谋杀当作一剂泻药来使用，同时不失其良好的幽默感。恭亲王已经完全依赖于李鸿章来从事大量的秘密勾当，作为回报，李鸿章将得到亲王一如既往的保护。在取得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并恢复了满清政府对长江盆地的控制之后，李鸿章成了恭亲王在他的政治联盟中的秘密合伙人。我们知道，在1875年的政治危机中，亲王正是依靠李鸿章的足智多谋，才使得他在继位问题上的任何摊牌都能奏功。
在同治去世25年之后，那阵子，把所有发生在北京的坏事都归罪于慈禧的做法变得很是流行。那位自封的改革家康有为声称：正是慈禧太后为了收复失去的龙椅，而用染有天花病毒的手帕毒害了她自己的儿子。作为动机，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因为，她已经为那把龙椅生了一个接班人，也已经享有了绝对的威望，而且，对于行政琐事她也显得毫无兴趣。做皇太后不见得就比坐龙椅差，其余的则纯属白日做梦。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母亲和儿子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至于她对同治的放任（慈安也有份），使得他缺乏自制，当然要受到谴责，但同治的保守派老师倭仁也同样要受到谴责。最有可能的下毒者，是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的那些人，或者是图谋报复的那些人。
这个孩子的被害，消除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麻烦，这一点，和卡利古拉2的被杀颇为相似，虽然同治的违规行为在性质上和卡利古拉相同，但在数量上却难望其项背。亲王大臣们当中，没有人对同治在12月突然病倒而在1月就宣告不治一事感到惊讶，就好像他们全都参与了此事似的。对于继承问题的密谋早在他病倒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他弥留病榻的那一个月里，密谋仍在继续进行。他撒手人寰的那一刻被确认后，互为竞争对手的亲王和部族首领们分别召开了持续24小时的秘密会议，他们全都信心十足，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然而结果证明：他们谁都比不上李鸿章手脚麻利，他甚至不用出场，就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在继位危机过去之前，那些王朝政府高层都被宗室亲王们控制起来了，因为接班人的选择必须出自爱新觉罗氏。归根到底，这是恭亲王和惇亲王之间的又一次斗智斗勇。
按照惯例，皇位必须按照辈分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下传承，这样，每一位皇帝就会把他的前任视为自己的祖先而加以膜拜和崇敬。在1875年，按照这一规则，皇位就必须传给同治的子侄。然而这一回，这种轮盘游戏将比1861年的那场继承之争要更加复杂难解，因为在到现在为止的10位满清皇帝中，同治是唯一在死后没有一个合法儿子的皇帝。如果我们相信某些材料来源，他也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
在这个时候，同治的下一辈（溥字辈）中只有两位符合这一规则的王子：二十几岁的溥僖和出生刚刚两个月的溥伦。然而他们两个都没有资格，因为依照满洲系谱的特点，他们都属于宗室外围。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打破诸如此类的继承规则，而到别处去寻找候选人，这种寻找先从宗室亲王们自己开始。咸丰皇帝有5位还健在的兄弟：年纪最长的惇亲王（五王爷），恭亲王（六王爷），醇亲王（七王爷），还有另外两位年轻的兄弟八王爷和九王爷，他们的影响甚微，因为他们缺乏重要的权力基础。这5个人中，自然是以恭亲王和惇亲王为头。
25年来，惇亲王（这个脾气暴躁、嗜酒如命、固执任性的反动分子）一直心怀怨恨。他只比咸丰皇帝小6天，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人骗取了长子继承权，否则，他老早就是皇帝了。他的主张或许不无道理，因为根据英国大使馆获得的情报，惇亲王确实比咸丰大几天。但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为了灭一灭他的火爆脾气，便有意贬低他在宫里的地位，声称他行五而不是行四，接下来又把他过继给他的一位叔叔。这种非同寻常的措施，把他从继位的皇子序列中排除了出去，除非他的所有兄弟全都死在他之前，而且都没有后嗣。这种深深的怨恨，导致了惇亲王和恭亲王之间的终生不和，他只有把复仇的野心寄托在儿子的身上。惇亲王如今是仇洋排外的铁帽子集团的领袖，那曾经是由肃顺和八大臣所领导的。因为恭亲王的那些更加务实的追随者常常会对“洋鬼子”妥协让步，他们之间频繁地为此大打口水仗。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无论是满洲特权、头衔和财产，还是谁将支配御前会议、满清朝廷和皇座，都是如此。
如果皇位继承的规则将要被打破，北京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