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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婆留拔出倭刀，正要王府的卫士开战。他忽然间发现有几个夜闯王府的人向靠拢过来，远看不清，近看分明，原来这几个被王府卫士称作刺客的人正是宋师道、宋明吾和宋展雄三人。
原来宋师道、宋明吾和宋展雄与楚王朱忠堂有仇，难怪宋师道说他的仇家很强大。宋师道作为一个盐枭，如何跟楚王朱忠堂结仇呢？原来楚王朱忠堂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楚王朱忠堂也做食盐买卖，而且是垄断经营。
作为皇族的楚王朱忠堂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把食盐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垄断了。明王朝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有人向楚王朱忠堂举报盐枭宋师道贩卖私盐，楚王朱忠堂当然无法容忍有人从他这只老虎口中夺食。所以他立即派出他的近卫营抓捕宋师道这些盐枭。宋师道他们武装走私，也决不甘心雌服，遭到官军的猛烈打击后，他们也果断还击，打死打伤不少官军。楚王朱忠堂抓不住宋师道这些盐枭，恼羞成怒，却把这些盐枭的家属和乡邻抓起来杀了。楚王朱忠堂由是与宋师道这些盐枭结下血海深仇。
这晚宋师道他们夜闯王府寻找楚王朱忠堂报仇，他们虽然没有找到楚王朱忠堂，却把王府搞得秩序大乱。而王婆留这时正好在王府中救人，宋师道他们从中捣乱，引开大部份官军，间接帮了王婆留的大忙，让他得以顺利救人。王婆留看见宋师道他们面对强敌，也毫无惧色，奋勇向前，心中不免好生敬佩。他冲到宋师道前面，砍翻一个官军，然后把背上另一把备用的倭刀递给宋师道，并说：“宋朋友，我给你倭刀，免费的，拿去用吧！”
宋师道他们的刀都砍钝了，正与官军胶着间，得到王婆留加入了他们一方，并赠奇兵。战局立刻扭转，本来已显败象的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双方展开了激战，楚王府内顷刻大乱，趁乱打劫财物跑路的王府仆人家奴大有人在，王婆留他们杀了一批官军之后，攻至楚王府书房，发现楚王朱忠堂已被人转移了，遂与宋师道他们边战边退，撤出楚王府。
五个刚刚跑到楚王府外，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只听有人从屋檐上飞驰而来，疾如闪电。此人在半空中大喝一声，一刀劈下来，如天上飞仙御剑，一道瀑布似的剑幕直向王婆留头顶倾泻下来。来人不仅使倭刀，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倭寇。即便是在这视物不清的漆黑夜晚，王婆留也能从那个倭寇的刀法和身手认出他是谁。他骇然大叫：“镰仓鬼太郎，你怎么在这里？”
镰仓鬼太郎闻言猛然收刀，闪在一旁，甩甩头上的马尾辫，脸带不屑之色并骄傲地对王婆留说道：“楚王朱忠堂请我来保护他，他仇家太多了，只有象我这样的剑道高手才能保护他！”
楚王朱忠堂居然与倭寇勾结，说起来骇人听闻，但仔细一想，仔细分析，王婆留也不会觉得惊奇，正如镰仓鬼太郎所说一样，楚王爷仇家太多了，非倭寇不能保护他。
（明史记：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第三十六章勾结倭寇
谁能勾结倭寇？或者说谁有资源、资本与倭寇同流合污？答案不是普通的大明老百姓，而是作为代表明朝最高的统治者王爷与倭寇勾勾搭搭。这些王爷们代表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一边禁止、打击老百姓与倭寇进行正常贸易，一边与倭寇勾结压逼人民，这确是一个令常人难以想象的悖理。不过，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前朝还是当代，这种传统还继续，抵御日货的愤青就省省吧，喷人时要看清对象，不要乱喷无辜的老百姓。作为明朝一般的老百姓，许多有良知的人无限同情被朝廷目视为倭寇的“假倭”，如同情汪直、王婆留之流。因为汪直、王婆留等人的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才不得不下海为寇。汪直、王婆留等人这样做实则是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很多时候并不伤及无辜。而作为明朝最高的统治者与倭寇勾结，矛头却是直指普通老百姓。明朝统治者与老百姓的矛盾无法调和，只能借助倭寇的力量镇压那些反抗者。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后世，我们都知满清遗孳也曾幻想倚靠倭人的力量在东北企图复辟大清帝国，所幸他们没有成功而已。如果满清遗孳的阴谋得逞，我相信满清统治者的矛头还是直指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作为朱元璋的子孙楚王朱忠堂，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确实是最幸福的人。在三妻四妾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楚王朱忠堂也不例外。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那时没有套套之类的东西，也没有高效的避孕药。楚王朱忠堂妻妾又是百位数以上，这事儿做得多了，就是王子王孙年年增长。作为有权有势的楚王朱忠堂，他有多少个侍妾？有多少个儿女？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大明嘉靖三十年，浙江巡抚李天宠向嘉靖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西湖的楚王朱忠堂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十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一百多名。
嘉靖皇帝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楚王朱忠堂在儿女数量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六十几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人以上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近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楚王府中，人满为患。楚王朱忠堂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皇族人口如此急遽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风景。各地长官惊慌地发现，本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于此省的皇族。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百份之四十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楚王朱忠堂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百万石以上。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就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历史的题中最沉重的话题，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和宽宏大度。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
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这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重要原因──吸血鬼太多，让人民不堪重负。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