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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把他带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满意的房子里。
“那么，奈杰尔，”他拧开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的炉火前
的时候，斯威亭教授说，“你有什么事呀？”
“杰里米，你听说过英国革命宣言这个东西没有？”
斯威亭教授将葡萄酒举到空中，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听我说，奈杰尔，这可
真是个难题呀，你要是坚持让我解释一下的话，那这个晚上就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作为回答，奈杰尔爵士递过去普雷斯顿的报告。斯威亭教授仔细地读着，花去
了一个钟头。奈杰尔。欧文知道，斯威亭跟约翰。普雷斯顿不一样，教授不是到处
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
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夺取政权的教导，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和专
心致志的就是阅读、研究、归纳和分析。
“不简单，”斯威亭还回报告时说，“不同的探讨，不同的态度，当然，也是
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
“愿意说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吗？”
“当然了，还只是理论阶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说，“在风中摇摆的千万根
稻草，可能形成一个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直是1983年6 月以
来我的观点……”
他谈了两个小时。当奈杰尔爵士在后半夜被送回伦敦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柯马洛夫院士号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顿码头，这样，那里的巨大吊车
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装到船上。这里没有海关检查和移民手续，外国船员可以直
接从船上登陆，穿过码头，进入格拉斯哥市内。
半夜时分，当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谈之际，水手谢苗诺夫走下跳板，沿着码
头走了100 码，躲开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着再喝一杯的海员们，
拐到芬尼斯顿大街。
他的样子并不显眼，穿着磨坏了的鞋，灯芯绒裤子，高领套头毛衣和带风帽的
外套。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帆布袋，袋口被穿绳扎紧了。他穿过克莱德岸边的铁路
桥，来到阿加尔大街，向左走下去，来到帕蒂克路口。他并不看地图，一直向前走，
来到海因德兰路。走了1 英里后，又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大西路。几天前，他
就背熟了这个路线。
在这儿，他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从这儿到碰头地点用不了10分钟。他
向左拐，朝着庞德旅馆走去。旅馆在划船湖的旁边，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 码
远，他可以看到那里的灯光。快到大西路和体思丹交叉处的汽车站时，突然看到了
一帮人。他们正在汽车站的候车棚下笑着。现在是凌晨一点半。那里有五个人。
在英国，有些地方管这种人叫流氓，或阿飞，但在格拉斯哥，称他们为地痞。
他想穿过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个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会说几
句英语，但他们那种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堵住了人行
道，他只好走到马路上。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
话是：“你——袋里——装的一一什么啊？”
但他听不懂，所以，摇摇头要走开。他们便一哄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擂在他
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们开始踢他。他模糊地觉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两手
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滚起来，任凭他们踢脑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视着这个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层楼中级住宅，由黄色和灰
色的石块砌成。在一幢住宅楼的最顶层住着希尔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妇，她一个
人住着，患有关节炎，久久不能人睡。她听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颤巍巍地下了床来
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过房间赶到电话旁，拨了号码999 找警察。
她告诉警察局的电话员赶快派警车到哪条街哪个路口；但电话员问她姓名和住址时，
她却撂了电话。可敬的人们，这些德文夏的人们真是可敬！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名字
暴露出去。
警察阿里斯台尔。克莱格和休。麦克白恩正在巡逻车中，在大西路上边的希尔
海德路上，突然听到了呼叫。当时街上根本没什么车，叨钞钟便赶到了汽车站。这
些地痞看到汽车灯光和车上的警报器，便不再去抢他手中的帆布袋，急忙跳过大西
路与体恩丹路之间的草坪夺路逃走，巡逻车追不过去。当克莱格爬出巡逻车时，他
们都逃得无影无踪，根本追不上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顾受伤的人。
克莱格弯下身去看那人，那个蜷曲得像个胚胎婴儿，昏迷不醒。
“救护车，休！”他向体。麦克白恩喊道，开车的麦克白恩已经在对着步谈机
讲话了。6 分钟之后，西区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在等救护车的几分钟里，两个警
察按照惯例将受伤者丢在一边不去理他，只给他盖上一块毯子。
救护车上的人把这个瘫软的人抬到担架上，推进车尾。他们给他裹毯子时，克
莱格拾起帆布袋，放在救护车的后部。
“你和他一起去，我跟着。”麦克白恩喊着说。这样，克莱格也爬进了救护车。
不到5 分钟，他们到了救护站。救护车将伤员直接送进大门，拐了两个弯，来到救
护室。因为是急诊，没有必要经过候诊室。候诊室通常都是收一些半夜送来的醉汉，
给他们包扎一下必须及时处理的伤口。
克莱格等着麦克自思停好车，两人在门口会齐。
“你去填人院表，休，我去看能不能找出名字和地址。”
麦克白恩叹了一口气。总是没完没了的表格。克莱格从地上拾起帆布包，跟着
担架车进入救护室。西区救护站的这个部分包括一条两头都有门的通道，十二个诊
察室，通道两边一边六个，每个室都有门帘。十一个室用于诊察患者，一个作为护
士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是第十二个，紧靠着后门，担架车就是从这个后门进来的。
另一端的门上镶有单面玻璃镜子，通向候诊室。能走动的伤员要在那里等着轮流就
诊。
克莱格把麦克白思丢在柜台那边填表格，自己走过带镜子的门去看昏迷的伤员。
伤员正躺在那边的担架车上。急诊室的护士给伤员初步检查了一下，他还活着，于
是让担架员把他推进一个诊察室平放在一边的长凳上，以便把担架送回救护车。他
们用的这间诊察室正在护士办公室对面。
年轻的值班医生，印度人买哈达医生被找来了。他让担架员把伤员上衣脱光
（他看到伤员裤子上没有渗出血），以便在X 光检查前，仔细检查一下。然后，就
去处理一个车祸伤员。
急诊室护士给X 光室打电话，但那里没空，说有空时就通知她。她坐上水壶，
准备烧杯茶。警察克莱格知道伤员还处于昏迷状态躺在那一边，便拿起伤员的带风
帽上衣进入护士办公室，把外衣和帆布包都放到桌子上。
“你的茶有多的吗？”他以诙谐而自来熟的口吻说，夜班街道清扫工常常以这
种口吻讲话。
“也许有，”她说，“可我为什么要浪费在你们这种人身上呢？”
克莱格笑了。他摸着带风帽外衣兜，拿出一个海员工资证。上面有躺在对面屋
里的那个人的照片，并用两种文字——俄文和法文写着什么。这两种文字他都不懂。
他不认识那种花体俄文，但是在法文栏里，名字等都是罗马体。
“他是谁呀？”护士一边问一边倒了两杯茶。
“好像是海员，从上面看可能是俄国人。”克莱格没有把握地说。格拉斯哥的
一般公民被地痞打了是一回事，一个外国人，又是俄国人，被打了，事情可就严重
了。为了弄清伤员是从哪条船来的，他把帆布袋倒出来。
里面只有一件织得很厚的紧身套头线衣，包着一个圆形旋盖的烟丝筒，筒里没
有烟，却用一些棉花包着两块铝盘，两块铝盘中间是一块直径2 英寸的灰色金属盘。
克莱格毫无兴趣地看了看三个金属盘，把它们放到棉花里，又拧紧了盒盖，放在工
资本的旁边。他还不知道对面屋里的伤员已经醒过来了，正从门帘缝里看着他。他
所知道的是，应该报告局里，他手中有一名受伤的俄国人。
“用用你的电话，亲爱的。”他对护士说，伸手去拿电话。
“别跟我亲爱的亲爱的。”护士喊道。她比这位21岁的警察要大得多。
警察克莱格开始拨号码。正在这时，康斯坦丁。谢苗诺夫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昏昏沉沉地、胡里胡涂地忍受着被踢的伤痛，但他清楚地看
到一个穿黑制服的英国警察在走廊的对面，背朝着他。他看到警察手里拿着他的工
资本和指示他送到英国、交给坐在划船湖岸边桌子旁特务的东西，他看到警察看他
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打开那个烟丝筒），而现在又去打电话了。他也可能仿佛看
到了警察局地下室那矮小的牢房……
警察克莱格首先感到的是，他被人用肘子推到一边，一下子愣住了。一只胳膊
伸过来，抓起烟丝筒。他反应很快，扔下电话，一把抓住了伸过来的胳膊。
“你怎么了，伙计……”他喊道，然后，以为这人一定是犯了幻觉病，牢牢地
抓住他不放，想让他安定下来。烟丝筒从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