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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节目在“红鼻子日”播出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看了——我确实非常失望，许多内容被删掉了——主要是我和大卫反驳阿里奇的部分。在播出的版本中，大卫几乎什么都没说。但是在原始采访中——我们有一盘拷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大卫其实说了好多话。有几次他投其所好地谈起阿里奇提出的同性恋问题，你能预料阿里奇猝不及防，他大笑起来。我曾经朝他看了看，我知道他的这一表现和他本人是不相称的。而且我能看出来他感到局促不安，也许第一次有两个人敢和他针锋相对。
我为大卫感到自豪，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腼腆。
我已经学会了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怕为自己争辩，说出我想说的话，即使有时我不该说。在电视直播中和人讲话我不会多作考虑，说一声“那么”就开始了。
但是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让人吃惊。每个人都喜欢。大卫很好地为自己作了辩解，我确实希望人们已经看出这一点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们大肆吹捧，这让我大吃一惊。那情景远胜于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碰上的情形。现在只有我和他。这确实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大卫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碰上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一个人时，我们两人没有受到过很多注意，但是那种注意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简直无法相比。那近乎疯狂，人们围在我们身边几乎失去了常态。我们并不是那种需要吹捧的人，我们不需要一百个人围着我们说我们太出色了。
和“辣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不是最受欢迎的，我总处于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是自从我和大卫相遇、相爱后，好像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无人能预料的结果。这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它真的已经无法控制了。
现在我们每到之处必有狗仔队尾随而来。我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更加接受这一点。虽然我出名了，因为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组的一员，但是，人们依然说，她能做什么？这会让人很沮丧。
因为穿着高跟鞋晃来晃去，因为穿名牌服装而出名是不够的。我不想为了出名而出名，我想靠我最擅长的东西而出名：表演。
小时候我以为荣誉会让我不再感到内心的空虚，不再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支撑起这种荣誉，出名只会使你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人们感到你为大众所共有。
一直以来我真正需要的是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不是被嘲笑，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胖，或者因为我很富有，和其余的人不一样。大卫从一开始就理解我。小的时候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假如你周围的人——老师、其他孩子——把你当牛粪一样对待，只因为你和他们不同，那么，哪怕你的父母把你夸成一朵花也是不够的，你的家人无论怎么说你可爱都无法治愈你受到的伤害。布鲁克林哪怕有三只头，我都会说他可爱。因为他是我的。
有时，荣誉对我甚至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大卫很显然确实有能力支撑它。我并不是在嫉妒大卫，我没有，我从来也没有——我只是为他自豪。但是我这样一个缺乏安全保障的人和大卫这样的人出去就显得非常困难了。是的，人们也许有时对他也恶语相向，但是至少没有人能批评他赖以成名的东西。
我时常听到其他球员的妻子谈论丈夫不上场踢球给婚姻带来的压力。能在每一场俱乐部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上场踢球的球员不多，但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几乎总是不得休息。
所以，2001年3 月，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决定让他休息的时候，这消息颇让人震惊。大卫很疲倦，因为圣诞节以后他就患流感，没有时间真正地恢复。尽管大卫知道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压力依旧很大。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报纸一直在讲他的状态不好，情况变得有点让人恐惧，尤其是世界杯预选赛对芬兰的那场关键比赛已迫在眉睫了。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会不上场踢球，但是，因为媒体大大挫伤了他的自信心，所以那位新任英格兰队主教练，斯文·约兰·埃里克森是否会让他出任队长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压力，那种压力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直到现在我仍然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他肯定会上场的。事实上，我叫他金蛋。
当大卫听说他将出任队长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但是这也让他面临很多压力。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我非常想带着布鲁克林去那儿。但是因为温布利球场改建——英格兰队的国际比赛通常都在那儿举行——对芬兰的那场比赛将在安菲尔德球场进行，这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主场，曼联队的死对头。在过去的几年中，正是利物浦的球迷，还有利兹的球迷，对大卫肆意谩骂，让他的生活痛苦不堪，所以安菲尔德球场是大卫最不愿踢球的地方。
因此大卫说他不想让我们去，他担心这会不安．全，而且他认为，如果他无须担心我们会让他踢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妈妈患流感，当大卫和英格兰队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在伦敦。不幸的是，为了赶到柴郡参加为球员妻子和孩子举行的晚宴，我没有时间看完整场比赛。
看重要的比赛我有点迷信，而且我会相当紧张，比赛结束前我从来都无法放松。大卫知道我的心总是和他在一起。
因此我带着布鲁克林坐在车上向北驶去，每隔5 分钟我就给大卫的朋友戴夫·加德纳打一次电话，了解一下大卫踢得怎么样。他们0 比1 落后，但是我并不是太沮丧，因为戴夫说大卫踢得相当好，我真正想听到的就是这个。
接着是中场休息，比分是1Lkl，戴夫告诉我这粒人球是由大卫助攻的。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们正在闲聊，从背景声音中我能听出来她家的电视开着。突然，我耳边的电话像炸雷一样响起来。她喊着啊、啊、啊！哦，我的上帝，大卫进球了。英格兰2 比1 领先。我能听到电视里的嘈杂声，我也能想像他跑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我能想像电视摄像镜头正对着他的脸，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脸上满是泪水。
因为大卫需要这个，他太需要了。他已经打了39场英格兰比赛，以前只进过一个球，那是在世界杯对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中进的，我没有看。我几乎不能相信。他进球了。在车的前部，我能听到司机的电话正在通话，我还听到有声音告诉我大卫进球了。
在他去比赛的路上，我最后一次和他讲话时，我说只要把那只球想像成马克·尼波里特的头就可以了。他说他要把它踢出那该死的体育场。我们大笑起来。接下来的几天，那情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就好像穿上了一件上面写着“英雄夫人”的T 恤衫。报纸上都是关于这个的报道。一版、一版又一版。1997年，当大卫在世界杯中被罚下场的时候，《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是：十头雄狮和一个蠢男孩。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他们又刊登了那幅照片，但是这一回标题不一样了：蠢男孩是如何变成一个真正的英国英雄的。
“做了父亲让贝克汉姆变成了一个男人。”他们写道。我又一次哭了。
也许比媒体反应更重要的是主教练。当我到达举行晚宴的饭店时，大卫刚刚走进我们的房间，我在房间里点满了蜡烛，以及我和布鲁克林画的小画和我们的祝贺词。我们三人正在拥抱，这时，我看到斯文·约兰·埃里克森沿着走廊走过来——大卫看到我们太高兴了，他顾不上关门了。
斯文看着我，竖起大拇指，轻轻地说：“他干得非常漂亮。”那真是太好了。那么友好的脸，那么友好的微笑。
这就是另一个促使我继续努力的原因，直到我证明我自己。大卫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的才华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如此的出色，但是我要布鲁克林为他妈妈感到自豪，正如他将以他爸爸为骄傲一样。
大卫属于那种早晨起来就看起来很棒的人，无论是有胡子还是没胡子。他从来不生粉刺，从来没有头发乱糟糟的时候。但是我对我的模样非常不自信，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发觉和人谈话很难，因为我感觉他们在评判我，我的穿着，我的发型，我脸上的表情。因此我出去的时候经常戴着帽子和太阳镜：人们看到的越少，他们能够批评的就越少。
每一个女人都知道当你身着盛装进门时是什么感觉，比如你去参加晚宴和舞会。你走进去，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你身上。此时你会想，我看上去怎样？大家会接受吗？每次我走出大门去看足球、去特斯科、马克斯& 斯宾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这些问题。只有在舞台上表演时，我才会感到自在，或者当我穿着战斗裤，不化妆，不做头，在家和我亲近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我。
一天结束的时候，只有布鲁克林和大卫才能让我开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当然排行榜的排名也不重要。我知道为了我的两个男孩儿，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事业，尽管我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要求我这么做。有时我和大卫只是坐在一起，看着布鲁克林，好奇地看着他这个奇迹，看着这个每天都让我们惊奇的、了不起的小家伙。他踢球的时候和大卫一模一样。说到吃东西，他和我一样。有哪一个小男孩会拒绝一块巧克力，却要吃鳕鱼？有时我们只是看着对方，说，我们真幸运，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再生孩子，但是我们有一只小狗，辛巴——一只毛茸茸的白色日本产波美拉尼亚丝毛狗——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有了它以后不久，我们开车去伦敦，外面阳光灿烂，音响里播放着《丛林故事》，布鲁克林爱怜地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