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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
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
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喂，‘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喂，建筑工人”或者“喂，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
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
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
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雇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
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1944年生于一个美国黑人家庭，与好友组建“至高无上”乐队，担任领唱歌手）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们并不在乎历史对我们不利，历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首歌一首歌地彩排。我则要增加很多唱段。第一次我要在《想要》中演唱了。
一旦走上舞台，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总拿着一张纸，记下谁该唱哪一句。我们得记在脑子里。一旦我们之中有人该唱洁芮那部分的歌词却忘了唱的时候，就会出现让人难堪的沉默。这真够我们应付的，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情绪化。
因此，我们都坐在奥斯陆的宾馆房间里，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有的媒体都说“辣妹”完了，我们只是在勉强维持。就在这时，托莉·威廉森走进来，说她要走了。
就像一部可怕的卡通片，我们四个脑袋一齐转向她，四个脑袋里也只有同一个念头。
“但是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不是去和洁芮一起工作。”
一星期后，她和洁芮一起工作了。
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克雷斯琴（斯托姆或者豪斯福：洁芮的伴舞／男朋友）是否知道她的计划，但是他的合同未满，所以必须和我们待在一起，穿着“辣妹男孩”的演出服，哪儿也去不了。这让人有点尴尬，想想看，是的，你的女朋友刚刚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那情形真怪。最后他只得离开。这倒不是出于报复，但是他只是一个配件。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在所有的伴舞当中，我和他讲的话可能最少。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大学里的克雷斯琴·豪斯福，那时从不多看我一眼。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是最得宠的一个，你从不正眼看我，而现在你却为我做事。
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
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
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平凡的时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现在她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一开始是对她的自私感到愤怒，然后感到她背叛了我，完全背叛了我。
事实上，奥斯陆的演出是我们最好的演出之一，当然也出了一些纰漏。这是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上面经常会出现我们的特写。在唱《辣翻你的天》的时候，那是演出快接近尾声时的一首歌，大屏幕上会出现电脑图像和烟火来增加现场气氛。我跳着舞，心里想着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想着唱到“猛地向左转”时我应该转过去，我转过去了，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没有烟火，没有电脑图像，而是一些戴着安全套在洗桑拿的乐队工作人员和露着胸部的女人的镜头。
我全身像要着火一样。我气得要冒烟了。须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儿发疯似的想找到攻击我们的东西，而且有一半观众还是孩子：你让小比扬和他妈妈来看某个戴着安全套的胖男人和上身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片子，而且他还在摸她的奶子。
下台之后我发火了。
“我的年纪也许只有你们的一半，”我对那些已经显得很羞愧的工作人员说，“但你们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吗？
乐队刚走了一名成员，成群结队的媒体在前面等着看我们出洋相，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我不管你们是否一向如此。
这种行为是完全、绝对不允许的。“
他们都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一些人担心起来，开始向我们道歉，请求我们四个不要解雇他们。这些大男人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要失去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尊敬比我年长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要解雇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在这一行工作的人。
其他的姑娘们都吓坏了——主要是因为吃惊。我已经沉默了四年，这是我惟一一次出来说话。事实上，我很高兴站出来讲几句。洁芮做的那些事我一直都很擅长，可是我总是让她去做。那是她的特长，是她表现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在我们最擅长的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天赋。那如果我的天赋就是解雇一群中年白痴，其他的姑娘们就让我来办。在这一点上我们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是梅尔·B 的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们忘记烦心事的好机会，我们在宾馆的套房里为她举行了意外的派对，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那儿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套房外有一片很大的装饰好的露天平台，还有烧烤的地方，因为是夏天，斯堪的那维亚的夜晚好像永远不会黑。吉米·古尔扎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男脱衣舞演员。这个家伙绝对无耻，是个十足的让人恶心的家伙，浑身肌肉，长长的金色卷发，像是尚格云顿（1960年出生，空手道高手，曾出演过多部影片，据称是施瓦辛格的接班人）和“阿巴”乐队的本尼（“阿巴”乐队成员之一）的杂交。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带上健康警告。
在我们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之前，我们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演出设备可以运抵迈阿密。作为由帕瓦罗蒂举办的援助利比利亚战乱中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嘉宾，我们在欧洲还有一场演出。我很兴奋，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了席琳·狄翁、纳塔莉·科尔（著名歌星）、瓦内萨·威廉斯（著名黑人女歌手）以及乔恩·彭·乔（美国摇滚乐男歌手）以外还有史迪威·文德，我爸爸心目中的英雄，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儿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跟着唱《公爵先生》。我经常播放这首歌，然后在大厅里跳舞。
事实上，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特地打电话给首都电台，把它当作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点播了它。
我就是在那样的音乐背景下长大——史迪威·文德、笆芭拉·史翠珊（美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影视歌三栖明星）、安妮塔·贝克（美国节奏与蓝调女歌手，生于1957年）（《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底特律黑人音乐和“甲壳虫”乐队。小时候，楼上的收音机总是开着——通常都是首都电台。楼下，我父亲有自己的音响和很棒的六十年代的唱片集。
人们说你不应该去见心目中的英雄，因为那只会让你失望乙·尽管史迪威·文德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特别是能够向他介绍我的父亲。
但我得把我父亲拉过去。
“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去。维多利亚，我的意思是，我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当歌迷们排起长队来看我们时，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老实说歌迷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们喜欢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者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就足够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这么做呢？说这是特权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这两个星期的自由时间，我的那位了不起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吗？没有。英国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小事情，叫“世界杯”。我们只是在法国南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住了短暂的几天。
我是在颁奖典礼上遇到埃尔顿·约翰的，这种事在音乐圈经常发生。埃尔顿甚至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