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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样做？”
“甩了马克，而他又意识不到。”
有时，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局外人来为你分析。几天以后，马克成了历史。
“妈妈？”
“什么事，维多利亚？”
“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我能带他回家吗？”
“是谁？”
“科里·海姆。”
这个名字对妈妈没有任何意义，但见到他的时候，她从我卧室墙上挂着的照片上认出了他。那幅照片从他演《迷路的男孩》起就挂那儿了。最近，我在《最后的阵地》中又见到了他。他是加拿大人，大约比我大两岁。他留着可爱的蜂刺状的头发。他来英国是想试着制作一张唱片，这样我就遇上了他——通过马特和毕夫。我们正在制作《2 变成1 》，他想以这首自己写的糟糕的歌涉足歌坛。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你是我的仇敌，完美的和谐离不开你。”相当押韵。我当时为了马克的事弄得像个凄惨的老女人，因此洁芮鼓动马特请科里和他的一些朋友到他位于哈利街的住处去。
回想起来，很难说清楚我是否真的喜欢他，或者我是否只是一个伤心的崇拜者。不管怎样，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经常去他的旅馆，他也经常来我们家。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或者其他什么事。事实上，他好像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
我们最多就是接吻。
但是后来，马克到我妈妈家里去拿什么东西——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三年多——他看到了放在厨房桌子上的一张照片，这是爸爸为我和科里在花园里拍的。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什么我愚蠢、他需要独立之类的话都不讲了。这一次是他哭着、嚎叫着、哀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什么，马克？再给一次机会？我不这么想。真滑稽，是你把我抛弃了，这给你的感觉可是好得多啊。这倒并不是说科里·海姆就快要成为“合适”先生了。首先，他非常怪异。他说这是因为闹时差，他从来不在正常时间睡觉，经常半夜起床。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了希尔顿，公园大道他下榻的地方，他能谈的所有的话就是他必须要把鼻子穿一个孔。就在今晚。
“你肯定认识什么人，维多利亚。”
啊，呃——不。
“但是，你肯定认识。我必须马上就把鼻子穿个孔。”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我妹妹的一个朋友是给耳朵穿孔的。
“那么，打电话给她。”
我这么做了。
“露易丝，科里说他想把鼻子穿个孔。你的那个朋友怎么样，就是那个给耳朵穿孔的？”
所以我们就在科里的套间里等着露易丝和她的朋友来，接着，我妹妹走了进来，就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匣子。
丹尼丝正忙着，她说，但是她把器械借给了她并且告诉了她怎么用。
这样，露易丝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就在她准备把冲压锥伸进他的鼻子时，科里吓得不敢做了。这个加拿大胆小鬼。
大部分时候，科里是个不错的男孩儿，但是，他的情绪变化非常糟糕。他对我一会儿盛气凌人，一会儿又嫉妒得大喊大叫，好像我马上就要和他最好的朋友私奔了一样。我只要对着电梯司机微微一笑，他就会以为我喜欢他。他绝对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
再过几天，他就要飞回美国了。一天晚上，我们在马特的公寓里看电视，这时开始了“接招”演唱组的表演。因此，我只是看着节目，踩着爵士音乐的鼓点跳了一会儿，这时科里十分生气，他说我干吗不能等他离开这个国家再和那些他妈的同性恋中的一个私奔。
够了。我甚至都没等到弄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我在马特的公寓里四处走动，捡起科里扔得到处都是的东西，装进一个厚纸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一把推进我的汽车，开到希尔顿，打开车门，一脚把他踹出去，解开那包衣服，把它们撒在旅馆门前，在他“对不起，对不起”的喊声中我把车开走了。
就算不为某个神经质的影星而担心，我也已经够忙活的了。
自从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姑娘们，两年过去了，我变了。
开始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女孩儿会跳到桌子上，唱啊，跳啊，而我总是会说桌子要坍了，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做。但是她们已经侵入了我的大脑，发现了真正的我，即现在的我。假如我没碰上那四个“辣妹”，我就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她们激发了我果敢的一面、直抒胸臆的一面。如果你想要什么，去拿吧。如果你想穿什么，即使其他没有一个人穿那又怎么样，穿你想穿的吧。化妆、头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一切都见鬼去吧。
那些合同我们尽可能地拖延着，把这个条款改改、那个条款改改。在做决定前，我们想和展示会上遇到的那些作者尽可能多地合作完成一些作品。鲍勃、克里斯和奇克以前几乎不来看我们排练，现在他们几乎成了看守。那样我们怎么能工作呢？问题是，和看守一样，他们也有钥匙。不是录音棚的钥匙，而是掌握着我们未来的钥匙——那些宝贵的歌曲录音带。鲍勃和克里斯看护着它，就好像它是中大奖的彩票一样。在很多方面，它确实是。
星期五。根据帕特里克·沃克（占星术专栏作者，2002年10月去世）的说法——我们每天都买《旗帜晚报》（伦敦的一家报纸）就是为了读他的文章——明星们在这一天配合最佳，今天不干，更待何时？洁芮和那两个梅尔去美敦赫德的经理办公室，两个梅尔设局稳住鲍勃和克里斯，而洁芮将设法骗取录音带。同时，我和爱玛将去沃金的工作室去拿我们放在那儿的东西，等待洁芮危险解除的信号。现在我们可真的成了一个团伙了。
我的电话响了。是洁芮。干成了。
当洁芮说在绿岛会合的时候，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把车停在绿岛上。但是她那辆锈迹斑斑的菲亚特—尤诺就在那儿，停在中间的草地上。我们的车停下来时，洁芮出来了，手里挥舞着录音带。我不知道她究竟想了什么办法把它弄到手——一切都如《邦妮和克莱德》、《末路狂花》一样——我从来没问她。她把它藏在了内裤里，她说，防止鲍勃和克里斯追赶她。我和爱玛从菲亚特·尤诺上拿下了我们的东西，放进我的雷诺—克莱奥，开走了。
这出戏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下星期二鲍勃和克里斯已经安排在谢菲尔德和一个名叫爱略特·肯尼迪的作者会面——他和“接招”有过很多合作。问题是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家伙，没有他的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他住在谢菲尔德。
所以我们在4 号公路的绿岛分手后，洁芮和梅尔·B 动身去约克郡——梅尔·C 说好要去西德卡普看一些朋友——那天晚上她们在利兹和梅尔·B 的母亲住在一起。
星期六下午大约四点，洁芮打来了电话：“我们找到他了，他愿意加入。因此尽快赶过来。”
她们对他讲了所有那些套话，我们要征服世界，而且我们确实，确实，确实想和您合作——然后，他说好极了。
我们太幸运了。他绝对有可能拒绝我们。鲍勃和克里斯在音乐圈里也许不是什么大腕儿，但他们确实是个腕儿。就爱略特所知，如果单干我们撑不到五分钟，比起对我们说“瞧，女士们，对不起，但是……”，跟我们一起干确实是一种冒险。
第二天早上，我和爱玛从芬奇里搭上了去谢菲尔德的长途汽车。三个激动的姑娘到车站去接我们——梅尔·C 乘火车已经到了——还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教授模样的人，姜黄色的头发和眼镜，开着一辆红色阿斯特拉车。
“你们几个姑娘有地方住吗？”开车往他家去的时候爱略特问我们。爱玛决定去和梅尔·B 以及她妈妈一起住；我、洁芮和梅尔·C 结果就住在爱略特家。
爱略特·肯尼迪是那种你见到后就感觉已经相识了一辈子的人。他的房子是一幢三卧室的半独立式房屋——相当大，他把餐厅改成了录音棚。第二天，我们正在谈论想要做什么，交换一些想法，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是的，讲。”爱略特用嘴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并警告似地竖起一根手指。接着是很长时间的寂静，什么人在电话那头说着，而爱略特只是点头、听着。
“我想，她们没有患流感，鲍勃。在我看来，她们非常健康。我知道，因为她们就在我面前。”
接着就是刺耳的尖叫，尖叫，尖叫，鲍勃的喊声大得爱略特不得不把电话从耳旁拿开。可怜的老鲍勃。我一直都喜欢他。他在1999年底死于一次车祸。
那时，和爱略特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它让我们不再去想“现在发生的事”。我们和爱略特合作写的第一首歌是《爱这东西》，这首歌在第一张唱片上——一首很棒的歌——尤其在我和马克经历了那一段以后——歌词都是关于破碎的心、不会再沿着那条路往下走以及我的计划不再包括你，你这个失败者。
爱略特绝对是个慷慨而可爱的人。他坚持让洁芮和我睡他的卧室，他却睡在楼下的沙发上，陪着他那只很棒的毛茸茸的大狗。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吃了晚饭，我、洁芮和梅尔·C 便想去休息。我们正坐在床上聊天，就在这时，门猛地开了，爱略特穿着一条非常可怕的前面的缝呈Y 形的三角裤蹦了进来，径直往床上一坐，手托下巴，就像电影《热情如火》中杰克·莱蒙扮演的男扮女装的达芙妮在高低床上的样子，假装也是一个姑娘。
因为我们只是在室内工作，所以只穿着田径服、牛仔裤和袜子。洗澡间在楼上，楼下还有一个厕所。因此，我们在曾经是餐厅的房间里录音时，就会去楼下这个厕所。每次有人去小便，你都能听到她们骂“该死”。原来，坐便器旁有一块是湿的。接下来便是这位“辣妹”单脚跳着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