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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她总是在说：“哦，你的外婆和外公，要是他们在这儿，他们会为你感到无比自豪的。”
事实上，在我们家我们对鬼魂之类的事司空见惯。我爸爸，他现在想起来还感到不舒服，在一个星期天的午餐时间看到一个女人穿着棕色方格布外套站在楼梯上。妈妈从厨房进来，她说他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过了几年，她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里上的学。
妈妈请她问问她的丈夫老师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位老先生写信回来说有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布罗德小姐，她是校长，经常穿一件棕色方格布外套。
《鸟人》演出的第一晚（“第一世界”），全家都来了，包括马克，我非常兴奋。我记得跑到后台人口处，所有人笑，只有一个人除外。当其他每个人都对我说了祝贺的话以后，我记得我走到马克身边，特别兴奋，特别高兴。我的首场职业演出，一个真正的里程碑。
“那么，”我说，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胳膊，“你喜欢吗？”
他只说了句：“还可以。”刹那间，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了。
你是否注意到花钱吝啬的人在不花费他们任何东西的事情上也吝啬吗？只是说些鼓励的话会让马克付出什么呢？
或者随便说些什么会花费他什么呢？我不要无休无止的表扬——那没什么意义——但是，有点儿反应也是好的。事实是，他吝啬。
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我想那时我已经知道马克从我妈妈那里拿钱为我买礼物，而不是花他自己的钱。但是，真正让我伤心的是那枚定婚戒指。戒指象征着你对某个人的爱有多少。因此当我们在哈顿花园发现了我们喜欢的戒指时，我十分高兴。他将会在定婚晚会上把它送给我。但随后他发现通过他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花少得多的钱买到一个相似的戒指。所以，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我从来都没感觉那两个戒指是一样的。当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我把它送了人。
就像我说的，戒指是一种象征。
好吧，这场演出时间太长，也许它没有什么机会获奖，但是，要我的未婚夫说点儿好听的话难道过分了吗？然而那时，当其他人处于注意的焦点时，马克总是不高兴。
问题是他确实想自己站在台上。马克·伍德是哈洛业余戏剧协会的会员，难道我们不知道。我记得他演过一出戏《“了不起”先生和比萨馅饼》。这是演给孩子看的，但就是孩子也应该看到比这更好的演出。而且不仅是我这么认为。我和他的很多朋友一起去看了，他们都认为演得糟透了。我花了整个晚上为他辩护。马克认为他是第二个劳伦斯·奥利维尔｛英国著名演员（1907—1989），以表演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于世｝，但事实上，他更像蒂米·马赖特（深受儿童喜爱的美国喜剧演员）。他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乞求他不要演戏，但是他说我说那些话只是因为我嫉妒。
《鸟人》演了六周，这中间的每一分钟我都喜欢。每周我挣250 英镑——一大笔钱——作为对自己的慰劳，我去伦敦为自己买了一只普拉达手袋和一双“帕特里克·科克斯”牌的鞋。“帕特里克·科克斯追新簇”是刚出的新款，每个人都想买。所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露易丝和我起得特别早，等着商店开门。我们俩都试穿了（我们穿同样的尺码），但是我的钱只够买一双。
同时，又来了一个导演，想把这出戏好好整理一下，因此除了晚上表演以外（剧本有改动），我们白天还得排练。直到最后，我们都认为我们就要去伦敦西区了——毕竟，我们受到了好评。（“机智、活泼地再现了轻歌舞剧”《泰晤士报》。）最后一场演出后，我们甚至说“沙夫茨伯里大街再见”。伯明翰巡回演出之后，我们拿了几个星期的定金，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行列。
我从《鸟人》中得到的一个收获是我的演员工会卡。那时，演员工会是一家只雇用工会会员的机构——意思是没有它你就不能在伦敦西区演出。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得改名字——规定是你不能和工会的另一个会员采用同样的名字，即使它是你的真名。结果有一个名叫维多利亚·亚当斯的人已经在演员工会注册了。因此马克·德尔—布莱恩·伍德建议用维多利亚·伍德这个名字。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考虑那个名字呢？但是加上伍德并不是什么坏主意，所以我就成了维多利亚·亚当斯… 伍德。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支票本及所有东西上，这让他很方便。
找工作没有经纪人就像驾驶没有离合器的车一样困难。你可以这么做，但是非常难。我肯定给五十个经纪人写了信，请他们来看演出，但是他们都懒得回信。卡米拉的经纪人来了，她很好心地带上了我——尽管她是好意，不过，她想从事的更多的是纯粹的戏剧，而那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从事歌舞剧。
《接触》只有大约四分之一英寸厚，但却是演艺业的圣经，书上列出了很多东西：经纪人、星探、演出团体、剧院，什么都有。因此，在雷恩的最后一学期，每个周末我都坐在我父母的书房里给书上的每一个人写信。我从书的开头开始，一直看到书的结尾。我花了若干个星期，弯着背、筋疲力尽地坐在这张老式书桌前的转椅上。书桌嵌着铜铆钉，墨绿色的；转椅是皮质的，同样也是墨绿色。
我收到了一些回信，上面写着“谢谢你，但是，不。谢谢你”，凡此种种，如此而已。放弃吗？不。虽然我想从事歌舞剧，但是我也愿意拍广告、通俗电视剧、内部预映片，什么都行。
开始，我从一家舞蹈社跑到另一家，进了一个叫“舞蹈者”的。他们经常送我去参加预演，但是，那儿的气氛总是很下流；我刚从大学出来，这些女孩儿中的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职业舞蹈者。我总是穿着紧身连衣裤出现在舞蹈社里，而她们都穿着低胸上衣，涂着化妆品。她们会对糟糕的皮肤、棕色的头发发表评论，还有“看看那家伙的双下巴”。他们没必要担心——我过去经常直接被赶走。我从来就不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这种气氛太恐怖了。
接着是模特社。虽然我知道，想做一个猫步模特，我还不够高，但是，我大学毕业前已经获得了Z 卡。惟一真正要求见我的模特社名叫MOT （在伦敦以外地方的模特团体）。有趣的是，洁芮也在这家。他们很不错，但是，不。
除了其他各种社以外，我还进了一家促销机构。这和跳舞没有一点关系，仅仅是为了赚钱。做促销，你无须会做任何事情，只要有点儿姿色就可以了。我为圣·奥尔邦的车载电话商店散发传单；在切斯亨特，我参加了威克斯的开业活动，把气球分发给所有的小孩子；我在沃特福德镇“哈利昆”
中心散发传单；我在瑟罗克“湖畔”购物中心的一家百货商店打工——往购物者的身上喷香水。这是伊夫子洛朗公司生产的“香槟”牌，香气特别浓。我经常工作无数个小时，从商店开门那一刻直到商店打烊。柜台上有一部录像机循环播放着同样的广告——伊夫·圣洛朗公司生产的各种香水和须后水。我记得所有这些该死的广告。有人走过时我得说同样的话：“早上好，夫人。您想试试伊夫—圣洛朗公司最新型的香水吗？”微笑。喷。微笑。一遍又一遍。有些人很无礼。好像我想让我的肺充满这些玩意儿一样。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当我逛哈洛德或哈维－尼科尔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时候，即使我真的不想要什么香水，我也总是礼貌地说“不，谢谢你”，然后微笑。因为我知道站在那儿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做那该死的事是什么滋味。
我一天挣35英镑。妈妈和爸爸总是让我把三分之一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以备税收检查员前来收钱。其实，我从来没必要付税，因为我从来没有挣到足够的钱。但是它教会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东西。
当《舞台》周报星期三出现在门前的擦鞋垫上时，同样的一周开始了。我把感兴趣的所有公开预演圈起来，然后和我的时间表反复对照。每星期我参加一次新预演。我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时间表上也许已经有了通过标在上面的经纪人安排的预演。那样的话我就围绕那个时间表安排公开预演以及做促销。预演通常都在伦敦西区进行，因此，预演的日子也是上课的日子，因为我一直努力在“菠萝”或“舞蹈工作室”的班上听课。
有一次，促销机构信任我，让我再找一些女孩儿一起干。换句话说，我可以找一些朋友一起干。我记得在沦福德市场和露易丝的一个朋友一起散发销售钢梁的传单。这个女孩儿名叫西蒙娜，她非常逗，头发鲜红，脾气暴躁。我站在那儿，像一个长臂猿一样笑着。我在想，我可不想干这种事，我想做舞蹈演员。就在这时天开始下起大雨。通常的“好的，亲爱的”变成了“瞧那上面的乳头”。我们湿透了。
而我在想，听着，你们这些混蛋，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出名的。
接着，西蒙娜说：“我们干吗要站在这儿发这些传单，维多利亚？”
“这是工作，你知道，西蒙娜。我们靠它赚钱。”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它们扔了？把它们扔到垃圾场去？”
“我们不能那么干。”我感到如此震惊。
“见鬼，我们当然能。把它们都搬回到吉普车上去，全部扔到垃圾场。”
我们这么干了。但是我再也没干过第二次——我害怕这种做法被发觉。
用演《鸟人》挣来的钱，我卖了我的“菲亚特·尤诺”，买了一辆铃木吉普——不是“维特拉”，而是一辆老式的铃木吉普。爸爸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开了一下，说它是一部带轮子的缝纫机。它速度不快，不实用，但它是一部敞篷汽车，黑色车身，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