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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国家兴亡，把可怜的阮锥弄疯了，把我们当成雅加达广场上的狂热的群众。他读了二十分钟，手里还攥着把没撒出去的咒符。我和“白求恩”决定退席，刚出门，听见有人喝倒彩，阮锥草草收场。
牙买加的罗娜终于把玫瑰献了出去。
幕布落下，夜的舞台转动。我们在一家餐馆坐定。明天只有少数人留下，去野生动物保护区，大部分人要回家了。
餐馆一角，有歌手演唱。加拿大的罗娜跳起舞来，一直跳到街上，带动着几个认识不认识的年轻人。“黑手党”领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她是诗歌节颁发给中学生的诗歌奖的落选者。签名时，“黑手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她高兴极了。女孩的父亲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他，最后由我们几位作保，才勉强同意。“黑手党”彬彬有礼，鼓励女孩子写作，领她跳舞，他身子笔直，用右臂带着女孩旋转，像影子搅动光明。
“白求恩”和法语集团的“哲学家”举行会谈。当然，是通过翻译。达哈不再会说英语，他用餐巾纸堵着耳朵，四处溜达。他跟我用手比划——太吵。玛德告诉我，达哈在台上说的那几句英语，是她事先写好，念了很多遍才记住。
我们点了赛蒙（Simon）和嘎分寇（Garfunkel）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如《沉默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烦恼流水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撒哈拉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叫：“这些美国垃圾，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白求恩”告诉我，他跟“哲学家”聊得很投机，若无语言障碍，他们或许能成为好朋友。
这是英语集团与法语集团和解的开始，但可惜太晚了，明天大家又要回到自己的领地，被大片的水域隔开。
四
早上在柜台结账，见到“黑手党”。他和我握手，脸色阴沉：“我不用给你留地址，你来鹿特丹，总是能找到我的。”说完匆匆走开。“白求恩”告诉我，他们告别时，“黑手党”竟落泪了。法语集团的首脑们到旅馆门口送行，那场面竟弄得有点儿难舍难分。
我们一行九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出了德班先沿海岸开了一阵，再向西北深入腹地。我们这辆车上有我、“白求恩”两口子、玛德和诗歌节经理古拉姆（Gulam），由古拉姆开车。他是印度后裔，三十多岁，小个子，精明强干，经商，兼操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每年一度的德班国际电影节。
玛德被“撒哈拉人”折磨得已不会说英文了，上车便呼呼大睡。玛德年纪轻轻，才二十六岁，来自里昂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大学主修非洲文学，自愿为诗歌节当翻译。她性格有点儿古怪，或者是我有问题，总之，每次说话都岔着，南辕北辙。
鲁鲁威（Hluhluwe）离德班280公里，位于土著祖鲁人的领地。它建于一八九五年，是南非最老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其实Game，在英文原意是狩猎。当年让野兽休养生息，是为了更好地瞄准。如今词意随时代潮流变了，好在野兽们不必为人类阐释的困境发愁。
进入保护区，玛德醒了。我们屏住呼吸，四处搜寻。罗娜的眼睛最尖，先看到一只长颈鹿，优雅地吃着树叶。我们把车开到它身边，它一动不动，能听见它咀嚼的声音。一群黑斑羚穿过道路。几只野猪在树丛里拱动，我用英文管它们叫“丑先生”（Mr。 Ugly）。古拉姆对动物了如指掌。他指给我们大象的足迹，狮子粪便中的骨粉和犀牛洗澡的土坑。我们终于见到了两头犀牛，很近。它们动作迟缓，除了吃草，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看起来像深刻的思想家，不过绝不跟人类分享。
夜宿山顶旅馆。这里很安全，四周绝壁，通道入口处用铁管铺成，有一定的间距，野兽蹄子会在上面打滑，或卡住。旅馆是一排排草顶小房子，圆圆的，像蒙古包。里面还算干净，只是没有厕所。我们在篝火前烤牛排，喝红酒。“白求恩”两口子帮厨，我做了三道中国菜，众人齐声叫好。酒酣耳热，我和“白求恩”一起唱起《红河谷》。
论经历，我和“白求恩”有不少相似之处：没上过大学，当过多年的建筑工人。他和罗娜同居了二十年。按“白求恩”的说法，“没有合同，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两口子像孩子，一会儿闹别扭，一会儿又挺黏糊。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照相机，按罗娜的说法，“照相机的记忆太有限了。”
几匹斑马不知怎么混进来的，在我们周围吃草。看起来夜还是有危险。去厕所的半路撞上狮子怎么办？
只有我带了闹钟。早上四点半，我挨个敲门。大家无言，喝过和夜色一样寡淡的速溶咖啡，到旅馆服务台门外集合。等着等着，只见一个背着长枪的汉子出现，把一张张纸发给大家。再细看，是生死合同。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凡是被野兽叼走的，概不退赔。顿时大梦初醒，但也无奈，只好签字划押。
向导叫艾略特，祖鲁人，个儿不高，很壮实。他把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朝我们扫了一眼，作了简短说明：大家要鱼贯而行，不能出声，必要时以打榧子作联络暗号；遇猛兽要镇静，要按他的手势或倒退或躲到树后或散开……他让我想起那个带领我们穿越精神荒原的T·S·艾略特。
我们一行八人，紧跟向导，沿兽路而行，亦步亦趋，生怕落在后面。以前对“紧跟”一词有理解上的困难，比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恍然大悟，紧跟多半出于生理本能——恐惧。兽路与人路就其险恶程度有相似之处，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没有好下场，处处尸骨粪便，即证明。
我头一回体会穿小鞋的痛苦。前两天，我在德班逛街，拣了双便宜球鞋，问过尺寸，说正好。回来一试，生疼，估计小了两号。本来以为脚能把鞋撑大，几日下来，才知道鞋的厉害，尤其在此生死关头。
艾略特作了个手势，让大家停下来。风声飒飒，什么也没有。行几百步，蓦然看见三头犀牛。随他的手势迂回前进，再站定，只剩下十来米。我们屏住呼吸，和犀牛对峙。犀牛大概从记忆深处得知，还是人厉害，于是落荒而逃。我们刚松了口气，队尾的两个比利时女人报告，有头犀牛紧紧跟着我们。艾略特摆摆手，没关系。
我们来到林中的小湖边。几匹斑马正在饮水，对我们的到来并不介意，直到喝够了，才慢吞吞进入丛林。几声怪叫打破宁静，令人毛骨悚然。抬头什么也没看见，大概是秃鹫。在这两个钟头，我穿着小鞋，攥着生死合同，起初闻风丧胆，到后来竟然慢慢习惯了，在后面压阵，方显出英雄本色。
回到旅馆，谢过救命恩人艾略特，有一种再生的喜悦。中午和玛德、“白求恩”两口子在旅馆餐厅点了红烧马鹿肉，尖牙利齿，体会到狮子的凶猛。饭桌上，“白求恩”问起玛德的家庭。“我妈一个月前死了，”玛德平静地说。“白求恩”探寻地盯着她。玛德舔舔嘴唇，她是自杀的。
下午睡过午觉，古拉姆开车，把我们拉到一个观察站。高高的圆木围墙，如同古老的营寨。开门，穿过空场，钻进长长的圆木长廊，上面覆以铁网。终端是个封闭的建筑，像碉堡，木墙上有一尺宽的小窗。窗外是池塘，极静，衬着灰绿的树林。一对野猪夫妇，带着四五个野猪娃儿来饮水。只见父亲在训斥一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它吱吱吼着，用长长的獠牙撵得儿子满处跑。
一个穿橙色衬衫的男人进来，用法文打招呼，发现玛德是同胞，激动得说个不停。我们全体，包括玛德向他发出警告的嘘声。他坐了一会儿，自觉无趣，悻悻走了。
黄昏来了，静得只能听见鸟的翅膀扑动和虫鸣。一群羚羊饮过水，消失在林中。三头犀牛慢吞吞走来，折断丛林的枝条。一只红嘴巴小鸟坐在犀牛背上，好像沉重的思想中的一点儿灵感。
回旅馆路上，红色的满月升起来。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午夜之门（1）
关于死亡的知识是钥匙，用它才能打开午夜之门。
——题记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半，法航一九九二次班机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停稳。我们搭乘交通车到边检入口处，排队的黑压压一片。无望中冒出个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把我们的护照敛齐，消失又出现，我们鱼贯而行，尾随着他从特别出口溜出来。我刚松了口气，就被个精干的小伙子拦住，显然是便衣警察。他说出于安全原因，我必须如实回答问题。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说我是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成员。他把代表团（delegation）听成审问（interrogation）。什么？国际作家审问？他耳朵警惕地支起来。不，不是审问，我连忙摆手，叫来我们的秘书长萨尔蒙。可他只会法文，三个人越说越糊涂，闹不清到底是谁审问谁。幸好来接我们的法国驻以色列总领事馆的代表及时出现，总算解了围。便衣警察用两个指头碰碰太阳穴，用法文说了声再见。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八名成员，来自四大洲八个国家，包括国际作家议会主席美国小说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说家胡安·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国际作家议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和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还有我。昨天下午六时，我们在巴黎书展大厅的法兰西广播电台专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