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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剪枝、浇水、拔草。玫瑰今年开得发疯，那似乎是一种抱怨，被忽视的抱怨。我小心绕开蛐蛐和蜗牛，别踩着它们。小时候令我癫狂的蛐蛐，如今横在路上，赶都赶不走。晚上最轻松，我几乎每天去租盘录像带，这是美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辛苦一天的美国人，只有经过充满惊吓、诱惑、欺骗、折磨的地狱之行才能入睡。晚安，美国。
我按约定时间，在俱乐部转了一圈，不见乔的踪影。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堵车，你知道，可怕，总是这样……”没关系，再约时间，第二次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气喘吁吁地向他解释：“上学，你知道，没辙，得通过英文考试……”好，现在开始。先做准备活动，再赶鸭子上架。举重从一百二十磅开始，最后加到一百八十磅。我像个柠檬被彻底榨干。不停地喝水，无济于事。乔用尽英文中最美好的词来鼓励我，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警告我：“我最恨别人说我做不了。”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咬紧牙关，也没敢说出这句听起来挺有人情味的话。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行，看见没有？你举的超过了你体重的三十磅。”
他把我带到用隔板隔开的办公桌前，问我对训练有何感想。我也用尽了英文中最美好的词。他点点头，拿出一张训练计划，问我是否愿意继续下去。我说当然没问题即使赴汤蹈火……
我突然煞住，这玩意儿别又得掏腰包吧？他翻过训练计划，背后果然是价目表。我傻了眼，想撤，已经太晚了。他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我鼠肚鸡肠，斤斤计较——最后达成妥协，他慷慨大方，在原订六次的训练计划上再加两次，这两次是免费的：我财迷转向，攥着一张三百三十美元的收据出了门，半天才找到汽车。
天空是一本书，让人百读不厌。我喜欢坐在后院，看暮色降临时天空的变化。我想起那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在一个老画家和他学汉语的女儿家做客。傍晚，他们突然把我领到窗前。天空吸收着水分，越来越蓝，蓝得醉人，那是画家调不出来的颜色。为捕捉这颜色，上世纪末在瑞典形成了著名的画派“北欧之光”。老画家很得意，似乎给我看的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人们经历漫长的黑暗与冰雪，对夏天有一种真正的狂喜。这狂喜让我感动，我拉开住处几乎一年没拉开的窗帘，面对那转瞬即逝的夏天。
“准备好了吗？”乔今天显得特别高兴，不停跟我握手，好像我是他的选民。他告诉我，周末他的女朋友从洛杉矶过来。他们去Subway吃晚饭，又看了史泰龙（Stallone）的新片子《警察帝国》（Copland）。我告诉他，我去看了《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看来我们都是好莱坞动作片的爱好者，也许正是为了这，我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他再次跟我握手。
他说话开始出现漏洞，小小的，无伤大雅。比如，他告诉我他家住在附近，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和上回堵车的托词有矛盾。不过总的来说，乔是个挺纯朴的美国小伙子，笑起来像这儿的夏天，毫无遮拦。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三年级的学生，主修生物化学。靠打工养活自己。按他的说法：“像我这样的白人，年轻、健康、聪明，谁会给你奖学金？”除了在这儿当教练，他还在酒吧弹钢琴。他妈的，中学老师不是说他考不上好大学吗？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哪些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他。“我最恨别人说我不行。”他接着承认，他一下好过了头，几乎无所不行。体育就甭提了，他有自己的爵士乐队，萨克斯管、双簧管、钢琴，样样精通。他天生有种过目不忘的本事，甚至通读过百科全书。对了，他还会德文，他的“选民”中就有一位德国姑娘，他准是用德文中最美好的词鼓励她。
从镜子我看到卡在器械中的我，龇牙咧嘴，头发被汗水浸透，贴在前额。我的教练正声嘶力竭，让我做最后一个我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镜子一角是被俱乐部茶色玻璃过滤的天空，夏天正在那里消失。
第三辑 乌鸦纽约一日
早上五点，我被直升飞机吵醒。它飞得很低，擦窗而过。我想起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头，噩梦中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换成头顶的风扇。驾驶员怎么能在早上五点保持清醒，穿过摩天大楼中变形的黎明？直升飞机刚消失，警车又响起。先是一辆，紧接着第二、第三辆，好像独奏在召唤乐队。这音乐往往配在动作片的结尾处，警车呼啸，字幕升起。一声叹息，我起身，是狗飞飞，趴在我脚下。在二十七层的钢筋混凝土空间，一只狗的叹息意味着什么？
我拉开窗帘。早安，纽约。
女主人咪咪正准备早餐。她和我同岁。离婚寡居，两个儿子在读大学，像撒出去的鹰，偶尔回来落落脚。咪咪在联合国工作，认识好几年，我都没弄清她打哪儿来的。总不至于生在联合国吧？后来知道了，香港。只有那地方才能出语言天才。父母湖北人，母语便是湖北话，再就是广东话、普通话，“一捏捏”上海话。她在联合国做了多年的同声传译，除了英语法语，还会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想想都让我发疯，我学了二十年英语，到现在只相当于高小程度。
她的另一位客人也起来了。迪马，莫斯科人，联合国临时译员。他挣足了美元，忙于采购，准备回家过圣诞节。咪咪家成了免费的国际旅馆，招待八方来客。吃中国饭，喝法国酒，又没语言障碍，何乐而不为？
一线阳光钻过楼缝，经落地窗折射，在三角钢琴上呈扇状，最后触到狗的眼睛，闪烁。传统的英式早餐：蒜炸番茄和腌鲑鱼，加新鲜水果。迪马和我坐下，咪咪居间，这有点儿像两个超级大国首脑的工作早餐。迪马在美元和民族自尊心间之显得烦躁，我表示理解。
迪马上街采购，咪咪去联合国上班，飞飞激动了一阵，叹气，趴在门口。
我给老A打电话。我们认识二十年了。其身世像部未完成的传奇，情节曲折，且不断有新的进展。他十三岁成反革命，跳河自杀，得救。随父放逐西北。文革期间，又成反革命，不投河，走为上——到处流浪，要过饭。七十年代末回北京，和我共过事，当美术编辑。在海外，先风水大师，后军事专家。
“我这些天睡不着啊，”老A叹了口气。“你想想，还剩下不到两年工夫，我怎能不愁！李登辉脑子有问题，不是傻，是脑子有问题。台湾独立，大陆绝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必然会介入。军中的少壮派可是主战的。那太平洋里的核潜艇头一颗就对准纽约，就等于对准我们家。
你说，我们刚买了房子……搬家？打起来就不止一颗喽，至少几百颗。往哪儿搬？”据说他上次对台湾海峡危机的预测，得到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厅的证实。
挂上电话，老A描述的世界末日景象，让早饭难以消化。下午两点半，艾略特来了。在世界末日到来前，我们还得去朗诵。
下楼，上第三大道，过四个路口，即中央火车站，乘R线，奔皇后区。和地铁的尿臊味混在一起的，是和纽约有关的回忆。一路上，我和艾略特闲扯。他说起很多人每天都吃兴奋剂墨西哥总统派军人们照顾病重的帕斯纽约最大的好处是在街上观看行人里根毁掉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冰岛简直是天堂尼娜去印度出差他每天得送孩子上学……到站了，我们搭出租车，来到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
今天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在电脑前，试图描述我两个多月前在纽约的一天。重新建构时间是一种妄想。特别是细节，作为时间的形态，它们早已消失。所谓事实，是当事人假定的，带有某种共谋性质。我给咪咪和艾略特打电话，像罪犯串供：“那天早上我们吃了什么？”“不，不是俄国早餐。”“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对，他叫阿米尔·奥利雷（Ammiel Alealay）。校园由西班牙风格的红砖建筑物组成。几个女学生懒洋洋地在门口抽烟，带有纽约人特有的冷漠和疲倦。奥利雷教授突然出现，斜穿小径，好像他一直埋伏在某个楼角。他有着肖像速写中潦草的轮廓，胡子花白，眼神茫然，显得睡眠不足。他的办公室里贴满了各种图画，有他孩子的，也有学生的。他偏好视觉艺术，也很容易成为其对象。有的老师生来就是为了让学生画的。
他和艾略特曾邻居多年，邻居们怀旧的话题全世界都差不多，若翻成北京话大致如此：挨煤铺的三间半北房？拆喽，盖大饭店，把日头都遮了。你瞧上的那丫头片子仨孩子，早过景了。东院二大爷？嗨，那叫福分，不咳嗽不喘，一觉没醒来……
朗诵会只有二十来个听众，估计要么是学校胁迫的，要么是为免费的红酒点心的。院长坐镇，哪个敢溜？我念中文，艾略特念英文翻译。听众像是二十来部虽联网但全部切断电源的电脑：拒绝任何信息。我和艾略特交换了一下眼色，草草收场。
奥利雷教授代表校方请客，由四位同胞作陪。我们紧跟教授去找车。起初方向明确，行百余步，他有些迟疑，瞻前顾后，声东击西。终于找到车，可钥匙不见了。他自我搜身，深刻反省，滴溜溜围着车转圈，像个业余车贼。下雨了，我和艾略特缩在房檐下。教授显得更加潦草，无奈，只好叫出租车。
在中国餐馆坐定，奥利雷教授被中国菜感动了，不再慌乱，脸上的线条变得肯定。那把车钥匙注定在某处黑暗中等他。其实他并非普通的教书匠，而应属于联邦调查局感兴趣的那类人物。他是犹太人，却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文学兴趣也是反主流的，研究塞尔维亚诗歌，编巴勒斯坦诗选。艾略特告诉我，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