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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我的加拿大签证过期了。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最后他才说明意图，希望能到我们这儿来，想想办法，给他找份工作。“要说干啥都行，我能将就。”邵飞要他留个电话号码。“我没电话，现在我在街上用的是电话卡。”看来还只能单线联络。
我们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实在没有勇气再接待一个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尤其在商界混过，更让人敬畏。于泳却以他特有的方式固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作为单线联络的上级，并不常来电话，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转折时刻。有人说纽约好挣钱，他到了纽约。“这儿也不咋样，”他对纽约作了如下评论。“汽车挤满街，楼房黑黝黝，空气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险。工作可不好找，没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传递的情报越来越简短，看来形势变得很严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钱。“这美国是待不住了，”他结巴起来。“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点儿路费？”邵飞找我商量。可正赶上我们手头拮据，预购了夏天出门的飞机票，还清信用卡账单和每月的房屋贷款，账户所剩无几。我知道，一个人开口借钱必是万不得已，再跟邵飞商量。但我们的上级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旧金山街头游荡，迎着海湾的落日，郁郁寡欢，兜里揣着和世界最后的联系——一张电话卡。
三周后，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英文机器的声音：“这是对方付款电话，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三，否则……”其中突然夹杂着于泳绝望的叫喊：“邵飞，请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个溺水者终于浮出水面。“我进大狱七天了。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挤在一屋，伙食又差。他们今天才还给我电话本。”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刷碗时，遭到移民局官员的突然袭击。老板被重罚；他锒铛入狱，关在西雅图，紧靠加拿大边境。“我在美国只认识你们。借我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一定还。”从几百美元的路费升到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那，赶快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弟弟汇给你们，你们再用现金支票寄给我，务必在本月二十九号以前，那天法院开庭，我缴了赎金就可以申请政治避难了。”接着他提起在温哥华有哥儿们，可以帮邵飞办画展。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时候。再问他的电话号码，他说牢房有台既没拨盘也没号码的电话，只能打对方付款，看来联络方式不变。
此刻我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转机回美国，在顶楼的快餐厅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边是两位台湾小姐，正在讨论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在免税店给老爸买的XO法国白兰地。另一边是看来久居美国的华人夫妇，正在训两个小不点儿。“说实话，是谁推的桌子？”妈妈厉声问。父亲捅捅她，“用英文。”妈妈用英文重复：“是谁推的桌子？”我们的目的地都是美国。移民是否合法，取决于时间、亲友、金钱，还有机遇和对法律解释等多种因素。美国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到天赋人权，其实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迁徙自由。于泳却为了追求这自由而锒铛入狱。
从于泳发出呼救信号到开庭只有一星期，邵飞连夜打电话给他父亲，不通。只好通过我岳母设法转告。第二天一早，老父亲终于来了电话，一口苍凉的东北腔。
四千五百美元终于从东北汇出，但路上要好几天。于泳几乎每天来电话，这种对方付款电话非常贵，据说是普通电话费的五倍。但总得让溺水者上来透透气吧。正赶上邵飞动身去马来西亚办画展，这营救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开庭的头天下午，我在提款机取钱时发现那笔汇款到了。立即赶到银行买下一张现金支票，再冲到邮局，用快递寄邮。邮局的人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柜台后的亚裔小伙子，扫了一眼这只有信箱和宿舍编号的地址，疑惑地抬头问：“你肯定他能签名吗？否则快递会退回。”他们见多识广。于是我签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签名的选择。
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话沮丧地说，支票还没收到。同牢房的中国人走了，他不会英文，跟狱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让我等一下，他试着去找个狱卒来接电话。过了好久，一个浓重的俄国口音出现在电话线另一端。我直纳闷，这美国监狱莫非被俄国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证，支票肯定到了，请他马上去查查，快点儿释放于泳。他告诉我，他无法照办。我火了，你们到底谁管？再换回于泳，他解释说，没找到狱卒，只好请同牢的俄国人来听电话。这都哪儿和哪儿。我从俄国人那儿得知，赎金不是四千，而是两千五。“嘿，太棒了，现在有钱比啥都强。”他兴奋极了，转而问我：“你刚才看了NBA的决赛了吗？人家芝加哥公牛队还是厉害……”
这张支票一个星期后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邮局，他们递进去的是另一个世界；更不能告监狱，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于泳，那样会作为蛇头的嫌疑折进去，正好和他掉换位置。这期间，于泳经常向我传达他的焦虑和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余，也为这个月的电话账单担忧。
又过了十天，于泳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图的唐人街用电话卡给我打电话。兜里揣着两千美元，说话有了底气。“咱哥儿俩有缘分，将来得好好在一起唠唠。”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开庭推到两天以后，办政治避难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后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签证过期没关系，”他的口气中有股久经沙场的味道，“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师 傅
师傅这称呼，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是“同志”与“先生小姐”之间的过度。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词严重磨损，其中的辈分、年岁、技术、能力，甚至潜在的性别意识都消失了。
我在建筑业干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铁匠，到了都没当上师傅。岁数熬够了，但技术不熟练，一直是二级工，连工资都没长过，谁管你叫师傅？当过我师傅的可不少。事实上，除了学徒的，几乎人人都是我师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报到，跟行李一起装进卡车，拉往河北蔚县的工地。我们的任务简单明确：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
我头一个师傅叫向桂林，他是个六级木匠，领着一帮知青和当地的民工干杂活。向师傅河北人，一看人就老实，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牵动满脸善良的皱纹。他从前在矿上干活，得了矽肺病，咳得很厉害。我们这帮知青，上班总是扎堆聊天。向师傅经过，一声不吭，自己动手干起来。
下放的会计张胖子和“阿驴”跟向师傅住。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全班人马挤在他们小屋抽烟打盹儿。这回知青来了精神，轮流读书读报，声音高亢。向师傅不识字，在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前有点儿慌乱，两只粗手卷着“大炮”，一点火，脸顿时被烟雾蒙住。
“阿驴”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眼镜厚厚的，个儿高高的，走起路来三道弯。那架式哪儿有防人之心？他带来一台红梅牌半导体。有一天被贴了大字报，说他偷听美国之音。向师傅知道了，跳着脚大骂，从未见他生那么大的气。工地来人调查，他作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阿驴”总算过了关。
几个月后正式分工种，我被分到混凝土班。在工地常能见到向师傅，他带着“阿驴”放线。我挖沟，向师傅蹲在沟沿抽烟，背后是天空。他突然剧烈地咳起来。两年后，在宿舍聊天，突然听到向师傅死于肺癌的消息，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把在场的师傅们弄得莫名其妙。工地死人好像一阵风，是不留痕迹的。
孟庆君，山东人，小个子，黧黑，金鱼眼，满嘴脏字。他那时候快五十了，可别的师傅都管他叫小孟。我们班长刘师傅整天拿他开心。他当年的笑话可多了。刚解放，小孟从山东来北京，头一回坐火车。买了票一转身，火车开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着火车破口大骂：“火车，我日你奶奶！”来到北京，他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
他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在蔚县工地，小孟在洞里当安全员，后来转到我们班组。那天上夜班，我们把拆开的铁支架扛到另一个山坡上去。小孟突然来了气，啐了口唾沫，把手套一扔，骂开了：“呸，三孙子，瞎他妈指使人，这活儿不是白干？”他往地上一蹲，罢工了。班长只好忍气吞声，绕着他走。这情况有点儿像政界元老，骂两句，皇上也得听着。
不久我们搬到北京远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小孟正式成了我师傅。我们俩整天穿着大胶靴，拖着震捣棒，在刚浇灌的混凝土中跋涉。那好像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比赛，裁判是死亡，看谁在这样的行走中先耗尽生命。他对我的劳动评价挺高：“不怕脏，就怕累”。我晚上看书看得晚，他每天早起冲我嚷嚷：“晚上耍夜猫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冲我女儿这么嚷嚷。楼盖多了，我们的住宅条件有所改变，从上百人同住的大工棚，搬进尚未装修粉刷的宿舍楼。我、孟师傅和另一个人住一屋。那简直是一种奢侈。工地开大会，指导员大叫大喊，挨家挨户砸门。我把门反锁，躲在屋里看书，孟师傅翻着金鱼眼帮我打掩护。
他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朋友到水沟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孟师傅看不惯，嘿嘿笑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