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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着了。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敢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Mighiel van Crevel）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惊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马丁国王的基本国策。作为一个荷兰人，这无疑是对的：从西方人道主义出发，关怀人的声音，与禁锢这声音的势力作斗争。可惜并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问题是在被营救者看来，真正的反抗也许恰恰是让诗歌疏离政治，疏离国家话语，从而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这种东西方的错位有时候是一种默契，有时候又是个残酷的玩笑，曾令双方都很尴尬。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篇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暄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Poets of All Nations）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
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九二年十月到九三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这职位是专为流亡作家设置的，马丁是推动者之一。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九三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渣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一九九六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吉雅娜（Tatjana）。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九二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Derek Walcott）。“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
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Marc）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
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六九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
“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彭 刚
一年多前，国内的朋友来信求证一个消息：彭刚自杀了。可无人知其行踪。只知道，他八二年来美，就读于匹茨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再无下文。他自杀，我是信其有的，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七三年年初，彭刚和芒克在北京街头，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派”团体。彭刚家和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他俩心血来潮，翻墙，跳上一辆南行的列车。头天晚上，彭刚去图书馆偷书，摔坏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亲吵翻来找他，他扯掉绷带，上路。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下火车。钱花光了，只好变卖随身衣物。彭刚让芒克用仅剩的五分钱去洗把脸，然后找个漂亮姑娘乞讨。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女干部帮他们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的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