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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不同的迷廊之中，其中有家庭、消遣、工作前景、校内竞争、性和梦幻。问题是他怎么从中脱身。他找到的出口可能朝向一个会道门，一个酒鬼团伙，也可能是吸毒。而海洛因这种最危险的毒品也是以创纪录速度“解决”所有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对于很多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来说，关键性的障碍是毒品的价格昂贵，所以姑娘们就成了毒品贩子们先于一切的靶子。最近几年，在12到16岁的海洛因消费者中间，姑娘的增长数字远比男孩子们快得多。由于卖淫可以使她们易于得到钱，毒品贩子便把她们视为猎捕对象，从而任意地使她们成为毒品的依附者。
这一切往往是在音响舞厅开始的，方式非常简单。一个年轻的男人露面了：面相不凡，身穿符合这种场合要求的时髦衣裳。他和年轻的女孩子们搭话，她们发现他很出众，热情得让人倾慕。很快，他向他选中的受害者提供了第一批几小包海洛因，而且是免费的。他重复几次这种做法。于是，又一个姑娘“上钩”了，而她很可能把毒品引入到她的朋友们的圈子里去。
这种招揽生意的方式是小的二道贩子的特点，有时还得付佣金。与中间商和批发商不同，他们本身便是瘾君子，而他们获得的利润勉强地够他们维持生计，甚至有时候还得为他们本人需要的海洛因奔忙。他们不需要说服人的才干。年轻人喜欢冒险。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期望获得他人没有的经验，而在世界上这种经验越来越罕见，于是他们抓住了毒品贩子的“救援之手”。而在最初结识海洛因之时，他们确实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一种从所有的烦忧中解脱出来的感觉。
他们不大愿意离开这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超级支柱”，三次之后，精神上对海洛因的依附就形成了。此后，看他们使用海洛因频率大小，大约几周之后，又轮到了肉体的依附。吸毒者再也离不开海洛因了，否则就得忍受毒瘾发作时的种种痛苦症状，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毒品贩子的常客。对大部分瘾君子来说，他们组成了一条齿轮传动系统。假如哪个毒品小贩被捕了，第二天马上就有人代替他。每个瘾君子都希望自己成为二道贩子，认为这样总比去偷——小偷小摸或溜门撬锁——去卖淫能更惬意地满足自己的要求。换句话说，海洛因贸易的蔓延不但为他赢得了客户，而且准备了未来的销售人员。在柏林，已经是14到16岁的二道毒品贩子“当政”了。
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其表现还不如城市里那么显而易见。而或迟或早，一批农村的年轻人会来到城市的大中心，因为在乡下的村镇上难于弄到他们所必须的数额越来越大的款项。
毒品瘾几乎总会把女人和姑娘们引向卖淫之路，而那些男性吸毒者，绝大部分专搞一些偷盗财产的犯罪勾当：一些去偷仓库，培训中心或者运货汽车；另外一些则去偷手袋、偷展品。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窝主，至少有个销赃点，把这些相机、录音机，小型家用电器、酒品等卖出去。但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人所委，这些赃物所值（当然不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只能勉强地给这些瘾君子弄来日常所需的海洛因的款项。
由于这笔款数在40到100马克之间起落，毒品舞台便带有永远为钱奔忙的痕印。因为每天必须搞到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的局限。这些吸毒者变得粗野、凶暴、彼此不交往。尽管海洛因的用量不断加大，但它的快感却逐渐下降。最后这种快感会完全消失：他们不过是为了逃避瘾发时的痛苦而进行注射。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蒙骗我父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觉得他是在等着确凿的证据，而这证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没有第二天早晨用的兴奋剂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为父亲在家。我偷偷地打电话给亨利，约他在克罗比小区见面。我父亲在苏尔克商店门前发现了我们，亨利刚好来得及溜走——但我父亲拿到了可卡因。
从我和亨利交往的开始，我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连扯谎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命令我和亨利再订一个约会，让他第二天，带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园来。然后，他给警察打电话，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到公园去逮捕亨利。他们回答父亲说，他们不能这么干，应该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这样的行动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组织起来的。那么你们就不想抓住一个“少年诱拐犯”了？——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词句。警察要于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当然很高兴能避免充当钓饵这么一个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过我父亲发现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会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楼板上。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被失望攫获了，几乎和我母亲一样。他和蔼地跟我谈，最后他想让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决裂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还没放弃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中。他把吉妮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我的瘾发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坚持不住了，就给亨利打电话。我求他给我带海洛因来。进公寓大楼的楼门需要钥匙，我会从我家12楼的窗子放下一根绳子去，最后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我用那绳子送给他一封情书和我的一条内裤。没有交换物他的兴奋剂是不出手的。这可真是个商人，对吧。
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从晾晒衣服的塑料绳到睡衣上的腰带，一切能结成绳子的东西，我都找到了。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真是长得要命。为了它能足够地长，还得没完没了地打结，没完没了地试验。然后，在毒品瘾中，我胡乱地涂写了一封“情书”。
亨利准时赴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绣花内裤，那是我亲手绣的，把它和那封信塞到电吹风机的套子里，然后把这个空中邮包从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还可以。亨利取出了“应付货款”，又把兴奋剂纸包塞进罩子里。很多人对我们的活计颇感兴趣。可这丝毫不妨碍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着一件事，可卡因。
它终于到手了。我正准备拿去加热，电话铃响了，是亨利。我们闹了个误会，他要的是一条我穿脏的内裤。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对我都无所谓了。为了让那个家伙别再跟我捣乱，我从衣服篮里抓了一条最旧的裤权，从窗户扔了出去。裤权掉进了灌木丛中，亨利本来要走了，又跑回来去找它。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使用绳子那天的前三个星期，一张逮捕证就等着他了，不过是那帮警察没功夫来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师也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边，他就昏头胀脑了。
后来，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证。我实话实说。一方面和其它的买主一样，我才顾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点不忍心这么轻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证明。说来说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贩子们坏多少。他们都清楚，有毒品瘾的人把那点票子都用到买毒品上去了，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个不幸的瘾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轻的姑娘们。我以为，他的位置不该在监狱，而该在精神病院。
一连几天，我都被关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经给我带来了海洛因储备，我没有断毒。一天早晨，父亲离家时没有锁门，我溜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东游西窜，直到父亲又找到我，把我领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揍我。只是他显得更加失望了。
我就对他说，我独自一人戒不了毒。一个人整天给关在家中，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莱夫进了班房，施特拉也进了班房。14岁的施特拉正在铁栅栏后面受罪，这我是听一个曾和施特拉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刚被释放的女孩讲的。施特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义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监狱的红军派的姑娘们。她见过莫妮卡·贝尔贝里斯多次，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觉得恐怖主义分子了不起，甚至他们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还试着参加到恐怖主义分子小组里去呢。在绑架斯莱那尔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讨厌暴力。我永远也不能伤害人，光是看见暴力景象就能让我大病一场。但我还是觉得波阿代尔邦的那些人可能对形势做了不错的分析：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还真的使父亲动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狱并收养她。我还说服她，只要把我们俩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从毒品这个钩子上下来，对他说来也是一样，这是为最后的运气而战了。我在父亲家度过的这段日子里，他用来对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总是好的。但如同母亲一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父亲开始在各社会部门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释放。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还糟。我曾经答应在她来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扫”干净，但我没做到。从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过，她迟早也会这样干的。还真有那么几天，我们认真地讨论“脱钩”的事。接下来，我们却研究出来一种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瞒混我父亲的方法。两个人要容易一点，我们把要干的分开干。我们甚至轮流到赛马场去，或是到选帝侯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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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场，去搜刮那帮开汽车的。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也不再让我讨厌了。我们这帮有4个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两个蒂娜，她们俩的名子都是蒂娜，这纯属偶然。她们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