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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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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