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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代，穷人读不起书，普通士人的读书机会也很难得。
首先书本非常不容易得到。这时的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即使有纸，也是贵重至极。（此时尚无印刷术，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耗费极大。帛是丝织品，它的贵重可想而知，一般人家根本没有。
就算你有竹简，有绢帛，但你没有书。要抄一本书，你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话说回来，如果老师不收你，你到哪里抄书去？因此在这个年代，读书求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一般贫穷百姓想都不敢想。
当然，如果你出身读书家庭，那这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本朝爵位虽然不可世袭，而书本世袭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有了世代的书本就有了世代经学，有了世代经学，便可世代入仕。比如象许劭这种人，你不做官，皇帝也要逼着你做官。因此，学问与书本，其实就是权势和财富。黄金满屋，不如遗子一经，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做官家庭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如果家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当上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发达后，对故主总要报点私恩，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每郡的孝廉人数有限，于是这有限的名额就落在了几个有限的家庭里。这几个有限的家庭就成了所谓的世族门第。这些门阀世族每个郡都有，他们越来越兴旺，此郡做官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吏治腐败也就成了必然。
一个好的制度变成了坏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关系到王朝兴衰，国家兴亡的制度变坏了，大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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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才是举，说起来很轻松，说了几百年了，结果这个“才”是有，这个“举”却出了问题。
要想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难度非常大，这个“才”和“举”的矛盾非常突出。
现在能读书的，家境都不错，没钱读不了书。
到目前为止，听说放牛的不但读了书，还做了官的，目前只有经许劭点评的豫州六贤之一的虞承贤。不过这个虞承贤在被许劭点评之前，是个乡里的牧监，不是放牛赶车的。这就象何进不是屠夫一样，这个人其实也还是个读书人，不过地位低下而已。但正因为地位地下和生活拮据，他没有到太学读书的机会，随即也就失去了被察举的可能。然而，话说回来，这种人毕竟很少，真正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财产，这种人也或多或少和门阀富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举”来“举”去，还是门阀世族的人，象汝南的袁阀、许阀，颖川的荀阀，关西的杨阀，关中的马阀，哪一家不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做官的？
经学是门阀世族的金饭碗，察举制度是维持这个金饭碗的锦盒，打破哪一个都直接关系到门阀世族的利益，所以如何才能做到唯才是举，成了实施和保证改制成功的关键。没有人去推行和维持改制之策，社稷追究难以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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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温、卢植等老臣曾在晋阳大学堂召集名士、大儒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
许劭曾是本朝点评名家，所主持的“月旦评”天下知名，经他点评和举荐的人才，事实证明都是非常不错的。他现在在太原郡大力推行乡评，力图把乡评和察举制相结合，最大程度地保证所举荐之士都是真正的人才。
所谓的乡评，就是一些地方鸿儒名士，利用社会舆论和自身的名望，品评人物，以此影响官府的选拔取向，进而操纵舆论，进退人物。而士人们则利用让爵、推财、辟聘、久丧等合乎儒家要求的道德标准来争取乡评的肯定，从而求得仕途。
这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曾非常流行，许多地方的乡评渐渐成为名士们“清议”的中心和举荐人才的权威。比如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当时主掌朝政的奸阉们感觉到了各地越来越多的乡评对他们的危害越来越大，于是在他们的主持下，把各地乡评强行禁止了。
许劭到了晋阳后，迫于北疆人才的缺乏，和赵岐、蔡邕、王剪等声名显赫的硕儒再次推行乡评，希望发现更多的人才。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选拔办法非常有效。许多因遭受黄巾劫难而变得一无所有，和流民一起逃到北疆的寒门士子就是这样被发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疆人才极度缺乏的危机。
张温、卢植等人借鉴了许劭的成功经验，随即决定用乡评和察举制相结合的办法来纠正察举制度的弊端，但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遏制了门阀世族对权柄的垄断，所以这种可以在北疆成功实施的制度，却在冀州遭到了很大的阻力。
参予改制讨论的崔烈、杨奇、陈纪、王泽、郭蕴、卫固、张范、黄岳、马丰等诸多门阀大吏异口同声表示了反对。
崔烈是冀州崔氏门阀的人，杨奇是关西杨氏门阀的人，陈纪是颖川陈氏门阀的人，王泽是太原王氏门阀的人，郭蕴是太原郭氏门阀的人，名震天下的党人郭泰郭林宗就是他家的人。卫固是河东卫阀的人。张范家是河内的世家。黄岳家是荆州江夏的，其叔父是黄琬，曾祖是黄琼，一个比一个有名。马丰是关中门阀的后人，马日磾的侄孙。
这么多赫赫有名的世家子弟一起提出异议，其声势非常大。他们认为过去有乡评存在并且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党人用来反抗奸阉的一种手段，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的确非常有效果。现在奸阉不在了，天子和朝廷被奸佞挟持，大家都是为了振兴社稷而努力，还搞乡评干什么？毕竟乡评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这对社稷的稳定没有好处。
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争吵也在所难免。
选拔制度直接关系到社稷的中兴，国策的持续、正确的执行，所以张温、卢植等人拒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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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公主起程到冀州的时候，李玮曾急书李弘，其中也提到了改制的事。
在他看来，改制才能兴国，这是无可非议的事，至于怎么改，那谁都不知道，要摸索着前进，因此他恳求李弘，只要是有利于拯救和振兴社稷，能帮助百姓吃饱穿暖的改制，都坚决支持。改制成功了，大汉和百姓都受益，失败了，再改，总有办法中兴社稷，有办法让百姓吃饱穿暖。前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一定能成功。
李玮对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选拔办法持肯定态度。
在本朝，门阀世族，鸿儒和名士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按品级来划定。然后士人就按这个品级来出仕，这已成为本朝惯例，也可以说是一种选士制度。这种以品级论人的办法，说起来还是起源于班固大师。班固大师在其《汉书》中的《古今年表》上，大力宣扬性三品的观点，他在表中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而在每一品中又分为三等，这种评价人物的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延续到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乡评实际上就是门阀世家按照被品评人物的权势与财富实力，再参据其人品才干，将士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力。比如许劭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曹操不是出身显赫的官宦世家，而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吏之家，许劭绝对不会说同样的话。
同样，“月旦评”之所以名著天下，不是因为许劭、许靖的眼光好，学问比别人大，而是因为“月旦评”的背后是许阀。得到月旦评的肯定，也就等于得到了许阀的肯定，被评之士的仕途当然一帆风顺了。
这种乡评对选拔人才，尤其是寒门士子还是非常有好处。比如我，我既无家世又无钱财，只有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师，如果没有碰到大将军，我终其一生，大概也就是个府衙小吏而已，但如果我能被许劭先生品评一番，估计就能鲤鱼跃龙门，身价大涨了。再比如前司徒大人许相的儿子许大麻子，此人恶迹斑斑，如果被乡评说的一无是处，估计许相也不好意思把这个儿子拿出来丢人现眼。袁术也是一样。此人在京城就有“路中悍鬼袁长水”的外号，如果他早年被许劭一顿恶评，估计现在也没有出头之日。
乡评的选拔很公开，很透明，这和察举制的不公开、不透明区别很大，但乡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门阀世家有权有势，他们本身又参予其中，可以随时把乡评的影响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袁术、许大麻子这种人也不会走上仕途了。
李玮认为，当前天子和朝廷被挟持关中，各地州郡拥兵自重，察举制无形中已被搁弃，而我们又极度缺乏可用之才，所以通过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办法选拔人才已经成了唯一的办法，否则当改制触动门阀富豪的利益时候，新的制度将无法实施，中兴大业将受到严重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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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在书信中一再告诫李弘，迫于当前的紧张形势和即将开始的平叛重任，北疆和冀州两地的军政大吏一定要大力整肃，和大司马、大将府观点分歧严重的僚属，一定要利用晋阳朝廷撤消和国策改制这两次机会，把他们全部剔除出去，以防这些人将来祸乱河北，动摇中兴大业。
但观点不同不代表这些人没有学问，没有才能，大将军可以充分倚恃他们的显赫门第、权势、财富和声望，把他们的兴国安邦的热情引到学术的研习和人才的品评上去，经学和其它各种学术的发展，人才的选拔正是中兴大业最为急需，也是目前最为缺乏的，大将军因此可以鱼肉和熊掌兼而得之。
李玮的想法非常诱人，但真要具体做起来，却极为棘手。
李弘本来以为拿下了冀州，缓解了北疆危机，距离中兴大业也就越来越近了，但现在看起来，不是越来越近，而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