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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来的潮流文化、流行文化来到香港，就变成了一种彻底装饰性的潮流。人们去RAVE PARTY，并不是因为RAVE PARTY里有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感觉，他只是想，我身为潮流的一分子，怎么能不去RAVE呢？……香港是一个非常追逐表象的社会，它很单一，单一到只追求表象，整个社会只往同一个方向去，所以，香港的夜生活也很单一化。你跟台北比，台北有通宵的书店、通宵看漫画的地方，嗜好很多元化，但是香港不会的。在香港，你从来只能讲机会，我不能说我永远坚持做牛仔，只能说这一阵子大家流行牛仔，我就搞牛仔这一套，要看准时机，过了半个月，不流行牛仔了，我就要另搞一套，是这样的。香港人的执著，是执著于别人怎么样看他。西方的潮流，在流行热潮过去之后，还会有一批人，数量不大不小，还会坚持那个潮流，比如朋克，今天一点都不流行了，可是英国还是有些人，就是朋克，永远朋克下去。但是香港不会的，因为过时了，过时就会被人笑，他很怕被人笑。
而且，香港的年轻一代丧失了一种东西，就是嗜好。你问他们，现在喜欢什么？他会说，喜欢打机（电子游戏机），喜欢唱卡拉OK，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喜欢睡觉。但是，这些是嗜好吗？嗜好的定义，不只是某种发泄，它对人的要求很高，要有某种坚持、某种兴趣、某种因兴趣而来的长期关注和发展，它会成为一种学问。十几年前，还会发现许多年轻人集邮、野外宿营，他们有这种嗜好，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种人越来越少，兴趣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同质化。前一阵子流行过集邮，但不是因为嗜好，而是因为流行，有几张邮票炒得很贵。看漫画很流行，但它也可以是一种嗜好，外国有些漫画迷很专业，到处去搜集各种版本，香港不是，看漫画的人很多，出了一本什么新漫画，大家都去买，但是看完就丢掉了，从不去问那些漫画到底是什么意思。香港的年轻人越来越浅薄，而且是一种集体性的浅薄，大家越来越像、越来越一致。香港也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缺乏个性，越来越成为一个一元化的社会。
……又或者是因为香港人的现实性，在这个生存法则尤其鲜明、尤其讲究效率及回报的城市，人们上紧发条，就像《麦兜故事》中那只小猪的妈妈麦太般：
一定得！一定得！多劳实会得！唏！
人肥就更加要醒目。
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做！
人穷就更加要醒目。
要用两手搏命lar，
人穷就更加要鼓劲。
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捱！
……
脚步自动形成一条循环流动的纽带，一个跟着一个，不敢怠步。这种感觉在乘坐香港地铁时尤为强烈，人们总是在奔跑，车门行将关闭的时候总是会最后挤进来一个人。似乎如果突然停止的话，就会有人变成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刊登在报纸上的那些“数字”。同样的压力，较之港人会显得颇为沉重（比如说非典时期，香港政府委派心理医生指导病人防止其自杀）。金钱的重要性体现在香港因人口密集而诞生的凸窗（凸窗曾像早期的笼屋那样，是最有香港特点的一类窗户，它的窗台曾作为儿童的“卧室”）、“钻石”形平面、“剪刀式”楼梯、空调机窗板上，伴随着成长中的视野变换。
在这种视野下，诞生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比如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在港九新界11所津贴中学进行的一项有关青少年偶像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七成被访者心目中的偶像，首先是本地歌星，其次是电影明星和电视演员—就不足为奇。香港作家西西在《浮城志异》（1996年，青文书屋）说道：
只有到过浮城的人，才知道浮城的镜子，是一面与众不同的镜子，只能反映事物的背面……当浮城的人照镜子的时候，他们要照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脸面，而是脑后的头发……
此段话不失为对一个潮流飞逝的城市，最准确的概括。
她的一切，都是即时性的。比如她的手表上的时间—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
—王家卫《阿飞正传》
就像她盛产的“天使”，很漂亮很新鲜，但总觉得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太阳下面，很快就要被热气熔化掉的样子。
明明不是天使二
《中国盒子》剧照
所以香港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首先追求巨大的商业回报。在香港经济最澎湃的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商家制造如火如荼的造星运动、电影繁荣以及浮躁的市民心态，这个心态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电影业像一个超市。超市总是被制造为膨胀发展的城市中最中坚、最贴近市民生活愿望的消费加速器。它融会了种类繁多却大多缺乏个性的商品，在一个冷空气弥漫的巨大的集装箱里面购物—一只汪洋大海中航行的集装箱，每一种商品（电影）都像一只只彩色的水雷式浮标，代表着从草根平民到中产阶级到超级富豪的海上花园，买座的人拖
着一只篮车走进来选购，银幕按照不同类型纵横上下格格划分。它的中央空调及良好的密封性，淡漠了人们对窗外世界的真实记忆。拖着篮车的把手，仿佛拖着一种自己不会轻易觉察到的臆想症生活。
这些具有超市货品般的特性的电影：毛巾、高钙牛奶薏米饼、一品料理、咖喱酱、冻干香脆蔬菜、卡西欧塑料手表等等，因为简单、实用、轻松娱乐、易于理解、口味适中，曾经是大众日常生活的作料，像八卦报纸或者芥末。稍有异味的，买的人少，超市经理也就陆续减少货源，或者放在少众柜台，少众柜台的存在，不是因为它必须存在，而是一种时尚。
遗憾的是，这个即使是超市般的大众口味的电影市场，现在亦人潮冷落。
华裔导演王颖在他的一部语焉不详的电影《中国盒子》中，称香港是庞贝城。张曼玉脸上那块疤，像巫师的镜子，仿佛预见这个城市将经历一场公元62年的大地震。所不同的是，《庞贝末日记》昭示着意大利电影的新生，而庞贝的香港，却暗指香港的电影工业乃至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场沦陷。
且不谈这部拍得粗糙的滥片以及话语中那个拍摄记录片的英国摄影师所经历的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式的失落。但香港电影业工作者总会在2002年的公开函如此呼吁：“目前本地电影业已陷入危急存亡之秋，业内有七成人士失业或半失业，电影产量由全盛时期一年的300部，下降至今年上半年不足30部。”……“2002年暑假黄金档期的票房总收入仅为1。5亿多元，较2001年同期下跌逾四成。”……“电影院不得不推出减价、免费停车或送礼品等救亡运动，挽救惨淡的香港票房。”—用“庞贝”形容这个东方的好莱坞并不过分。
人们选择一种电影或者观影方式，是来源于其价值观念：在一个节奏和速度飞快的城市中，人们会选择“一种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比如说徐克的《夜来香》、《新蜀山剑侠》、《笑傲江湖》、《东方不败》、《黄飞鸿》、《新龙门客栈》、《刀马旦》、《双重火力》、《迎头痛击》、《顺流逆流》等，王晶的《精装追女仔》、《赌神》、《赌圣》、《至尊双雄》、《逃学战警》、《逃学威龙》、《新城市猎人》、《新少林五祖》等，吴宇森的《纵横四海》、《喋血双雄》、《义胆群英》、《棘手神探》、《终极标靶》、《断箭》、《风语者》等，杜琪峰的《开心鬼撞鬼》、《八星报喜》、《枪火》、《再见阿郎》、《暗花》、《非常突然》、《钟无艳》、《瘦身男女》、《全职杀手》、《孤男寡女》、《百年好合》、《PTU》等，洪金宝和元彪的《败家仔》、《方世玉》等，林岭东的《监狱风云》、《龙虎风云》、《学校风云》、《携手闯天涯》、《挑战者》、《新火烧红莲寺》等，成龙的《A计划I、II》、《警察故事I、II》、《醉拳II》等，高志森的《合家欢》、《鬼马校园》、《偷情先生》，元奎的《夕阳天使》……虽然这里面不乏体现香港电影精粹的经典作品，不乏许多在香港电影史上闪光的影像瞬间，但它也同时催生出这样的电影观念—在今天看来，愈加明显，有更多市场的是“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这种“不需要太多时间”的消费品及其观念，剥夺着影片创造者和观众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意味着“粗糙”，这种粗糙并非是低成本制作或者特技的缺陷导致，而是拙劣的桥段，简单的模仿、复制和粘贴，并不幽默的搞笑，空洞的感情，缺乏影像美的画面，生硬的剪辑和配乐；意味着浪费，浪费大量的金钱和大多数人的青春。它的存在价值就如同快餐或者超市商品的存在价值，人们固然需要它，但要赶时间去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在经济迅猛发展并时刻伴随着危机感的城市，人们的需要有时候像泡沫一样，需要泡沫的七彩斑斓，却忘了它的转瞬即逝。
这种观影方式，总有腻味的时候。
明明不是天使三
大众“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这类电影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迅速达成众人的某种欲望，而这些欲望大多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产物。录像、光碟业、网络传播改变传统的观影方式，亦是欲望传播的结果。
一个叫阿喜的女孩，在电影《下一站，天后》中，是鲤鱼门一家鱼档店铺的老板的孩子。她的梦想是成为—天后。当地铁里传出：“下一站，天后”的报话音时，面对着她的是当
红某女星的一张光芒万丈的海报，公司内经理人夏利问她：“你想不想像她那样？”阿喜爽朗地点头。阿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