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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明白，难道民族之间的包容，和解就那么困难吗？我当然不敢奢求他对汉人能够像对待满人一样仁慈厚道，但是哪怕他把对蒙古、朝鲜那样亲善的态度拿出一半对待汉人，这天下也就平定了。其实，汉人的百姓们比起满人们，要温和善良，老实忠厚得多，只要给他们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又何必要像防洪水猛兽一样地防着他们呢？说来说去，还不是对本民族没信心，生怕区区四十万满人会被一万万汉人给融合了，甚至赶出关外？
我想，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心里清楚，然而满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不会进言；而汉臣们畏惧严令，生怕丢了脑袋，自然也不敢进谏。至于多尔衮，他究竟是怎么个想法，究竟是固执己见呢，还是投鼠忌器呢，我也搞不明白。不过，这些话也就我敢说，而且就算触怒了多尔衮也没有什么大事，若连我都缄默了，那么这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可谓悲哀。
第三节仁慈也是错
我以为他生气了的时候，他却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呀，还真是妇人之仁，有些事情，你不懂。你以为如你所想，不搞剃发易服，不搞逃人投充，这江山就能坐得更稳，这天下就能早早平定吗？”
奇怪的是，尽管我平时想起这些问题时，往往会有很多设想，想着如果如何如何，就会如何如何之类。可是当多尔衮真正要我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却茫然了。“呃……我想应该是吧。”
他苦笑一声，叹道：“这么多年了，你这副善良的心肠，却怎么也改不了。当然，不是我要教你去学会残酷，而是要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残酷——你看到血腥杀戮、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就认为是残酷，可你要想想，造成这个局面的前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为了争夺天下，而令万物为刍狗？”我撇撇嘴，回答道。
尽管多尔衮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不过他还是很有耐心地继续问道，“那么我再你问你，为什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而不是英雄造就乱世呢？既然是先有乱世而后有英雄，那么你说为什么会有乱世出现呢？”
这个问题似乎挺简单的，我想也不想，就直接回答：“大半是因为昏君当国，上下离心，苛政残暴，弄得百姓们活不下去，所以不得不揭竿而起来反抗。”
“那么你觉得现在我施行的那些政策，算是暴政吗？百姓们有没有到活不下去地地步？”
“这个……我又没有去民间看看。哪里知道他们能不能活得下去？”我语塞了，他提的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要真回答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他踱回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食指轻轻地摩挲着拇指上的玛瑙扳指，阳光下，殷红而光洁的玛瑙折射出耀眼的光华。妖冶如血。
“我来替你解解这些疑惑吧。这些百姓们。平日里吃糠咽菜。一遇到灾年，多半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时候总会有不甘心的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于是揭竿造反。在一个朝廷兴盛的时候，这类造反往往会被镇压下去，成为记录在史书上简略的一笔；而在一个朝廷倾颓地时候。这类造反不但镇压不下去，反而会成燎原之势，最后甚至会灭亡掉这个朝廷，就譬如秦末、汉末、隋唐元明，都是这样地结局。但是你可见有哪个百姓小农最终当了皇帝，坐稳了江山地？最后建立新朝廷的，还不是那些打着起义旗号跟着浑水摸鱼的官僚贵族？他们坐上位置之后，哪个不是为了巩固社稷。而手段残酷。屠戮百姓的？这些小民，为了能过上好日子而揭竿造反，可是引起的战乱和杀戮。最后还不是降临到他们头上？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在太平的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好歹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可乱世之时，他们却连这样平平安安地活着都不能了。两相对比，你说究竟是造反丢命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活着好？”
我踌躇了一阵，想要反驳却不知道从哪里反驳，只好讪讪地回答：“当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多尔衮点点头，继续道：“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不施行‘仁政’了。不要对那些阿哈们太过怜悯，比起战乱时候连命都保不住的百姓们，他们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已经算很不错地了。人性本贪，你越是对他们慈善，他们就越期望着你更加慈善；你让他们吃上了馒头，他们就又想要包子。贪欲没有止境，你若是一味满足他们，只能令他们的贪欲更大。等到你无法满足他们的一天，他们就要造反了。驭民之术，就跟驭马一样，给马吃得太饱，它就懒得动弹了；只有一面用草料来诱惑它，用鞭子来抽打它，它才肯卖力驰骋。无论对待百姓，还是对待阿哈，平时不可宽仁纵容，偶尔施点小惠，给点甜头，他们就会感激涕零。所以说，民意不可纵。
你担忧满汉矛盾，害怕我们早晚会被汉人赶走，却是多虑了。我大清之所以得天下，并非得之于民心，而是乘势利便，得之于天时；悍勇善战，得之于武力。而治理天下，要仰仗的也并非小民，而是士绅官僚。因为士绅和官僚掌握了土地，利用小民们来耕种，从而将小民们限制在土地上，而不会四处流离，聚众造反。所以只要利用好这些士绅官僚来帮我们管制住小民，江山社稷自然也就稳固了。
至于民心，不必看得太重。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不过是读书人吃饱了没事干，无聊之下勾画出来的一个美梦而已。要是当皇帝反而地位不如百姓，那么谁还要当皇帝？皇帝是天下人的主子，小民们都是供养和效命于主子的阿哈，要听话才有饭吃，才有生路。民心不过是皇帝用来利用而达到一定目的地工具罢了，用得着地时候拿来用用；用不着的时候就随意丢到一边。远的不说，就说这燕京城地百姓们吧。吃袁崇焕肉的是他们，开门投降流寇的是他们，撵走流寇跑来给我磕头也是他们。那李贼当年揭竿造反，一路上杀富济贫，对这些小民可谓不错吧？结果如何？最后还不是被小民所抛弃，甚至死在小民的锄头下？这些小民，谁当权谁做主子，他们就向谁磕头向谁喊万岁，根本就不会为哪个败亡了的旧主子去殉葬。所以说，民心不可恃。
既然民意不可纵，民心不可恃，所以也就没必要对小民太多仁慈怜悯。你前一段时间因为屠城的事情，没少在我面前为那些无辜被杀地百姓们说项。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好心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看看人家会不会领你的情感你的恩。你看看，从入关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光景了，虽然杀人不少，可究竟为什么杀人？还不是因为他们抵抗，拒不归顺朝廷？或者因为剃头的事情降而复叛？如果连附逆从逆的人都要对他们仁慈宽容，那天下不就乱了套了？我就是要让天下的人看着。凡是归顺忠心于我大清的。就饭吃有活路有官做；凡是胆敢造反作乱、心怀旧朝地。就要他人头落地，家破人亡。稳固社稷，治理国家，若没有些强硬手段，是根本行不通地。
再说回关于逃人地律令，也是同一个道理。若没有这样的严令，阿哈被抓回也不受严惩。窝藏阿哈的人也啥事儿没有，那么只会令逃人越来越多。而天下土地都已有主，他们没有地种，无业可从，聚集在一饭吃，不造反还能干什么？现在杀逃人和窝藏他们的杀造反苗头的最好手段。”
说着，他的目光转向廊外。那个方向过去。越过一道道红砖黄瓦的宫墙，要不了多远，就是达赖喇嘛现在居住着地东黄寺。“若说残酷。那些大喇嘛们在西藏的统治，可远比大清残酷。他们那边，除了领主和喇嘛，其他人统统都是奴隶，每天被人用皮鞭驱使着干活。每到喇嘛祭司们需要牺牲时，就抓奴隶们过来剥皮挖眼，开膛破肚，用他们的内脏头颅和鲜血来供养和召唤他们的魔鬼。如此残酷，那些奴隶们为什么不反抗？因为他们人人都信奉喇嘛教，喇嘛教的教义里，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受越多的苦就越有希望在死后进入他们想象中最美好的天界，或者实现永生。所以他们就算受再多地苦难，也不敢反抗。
像西藏，蒙古这样地域广大而辽远地地方，若要派遣官员和军队去管制，肯定是鞭长莫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地方的人统统都信奉喇嘛教，听任大喇嘛地统治。我只要让这些大喇嘛们臣服于朝廷，这些地方的小民，自然也就臣服于朝廷，不敢反抗。
大清疆土如此辽阔，治下民族众多，若要江山一统，就必须令各族不生异心。要让汉人们知道造反是死路一条，老老实实才有活路；要让朝鲜人畏惧于大清军威，不敢蓄怀异志；要让藏人和蒙古人都信奉喇嘛教的教义，以为现在的受苦就是为了死后的转生，才不敢反抗。只要把各族人所敬畏的东西掌握住，这个天下也就安稳了。”
我默然了，或者说，是哑口无言了。不得不说，多尔衮这一套长篇大论，虽然貌似歪理，却是实实在在的，令我无法辩驳的。虽然很冷酷很自私，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想起了古罗马时期的一个例子：在大约“前三巨头”出现的百年之前，罗马还是由元老会管理的“民主制度”国家。有个执政官在他当政的时候为了给民众谋取福利，损害了很多元老贵族的利益，得罪了很大一批人。后来这些元老们集结军队进入罗马城，杀掉了这个执政官的亲信们，将他和残余部队包围在月亮神庙里。在这个过程中，昔日没少受他恩惠的民众们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为他说话。在即将覆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终于醒悟这些，不过已经迟了。于是这位愤怒之下的执政官在月亮神像面前立下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