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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1949年1月6日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