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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指挥员的人物固不用说了，像老炊事员孙全厚和周大勇连的许多老战士也不用说了，就是李玉明和宁二子，甚至连宁金山，也正在逐步被教育和锤炼成为这样的战士。又如卫生员三牛，勤务员小成，他们是周大勇八、九年前的影子；在我们的部队中这样的少年又怎能数得完呢？
周大勇就是这样的人民战士和英雄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作者是确实写得成功的。
这样的人，当听到敌人接近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时，自然全身心都要给“惨厉的痛苦和愤怒”煎熬着的；这样的人，也自然会本能地以自己的身体去挡住敌人的子弹对于儿童和妇女的射击的；这样的人，更不用说，无论在怎样的强敌中冲锋陷阵，也不会稍露怯色，无论受了怎样的重伤，陷于昏迷状态中，也不会失去战斗的意志的。这样的人，也是时刻能够接受人民的教育，党的教育，部队的教育，时刻在提高自己，时刻在成长中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全面地写了周大勇的这样的性格和他在这次战争中新的结结实实的成长。
作者为了展开对于周大勇以及王老虎、马全有等等这一群人的英雄性格的充分的描写，除了各章都有描写外，还特别选择了周大勇连和自己部队失去联络而单独跟敌人艰苦作战的情景，写了第五章“长城线上”整整的一章；我们觉得，这一章在全书的现在这样的结构上是统一的，而在这次战争的艰巨性和气氛的表达上也还是有作用的。最有关系的，是在这样的描写中，周大勇等人的性格就确实能够最充分地展开了。把这样紧张的、接连不断的、以少数人对抗多数敌人的不可想象的战斗，加以充分的描写，我们觉得，无论为了真实地表现这次战争的精神，为了人物的典型化，都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必要的。读者也许会觉得作者写得太多了，可以和应该加以压缩；我在几次阅读时也曾几次想过可否压缩的问题。但我们仍然觉得，在现在这个样子的这部作品中，加以压缩是不容易的，而且会有损害的；这些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战斗；为了要充分真实地描写他们，我们不得不同意（而且佩服）作者的这样的描写。我们仍然会读下去，要读下去，这些人物有力量使我们不能不读下去。我们读的时候，心是紧张的，跳动的，——同时也确实几次引起过以为周大勇等人很快就会摆脱敌人了罢这样的念头。可是，我们仍然不愿停止地一口气读完了这一章，而人物的重量，也就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了。
这样，由于全书各章的描写以及这一章的这种充分的描写，周大勇（和王老虎等这一群）的人民战士的形象就确实强有力地在艺术上描写出来了。
关于王老虎，我们可以不多谈，要之，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军队中许多惊人的战斗英雄在艺术上的一个不曾加过怎样夸大的写真。我们军队中许多全国闻名的英雄的战斗事迹，确实是像王老虎这样惊人，甚至还有比这更惊人的；这部作品写了这样一个人物，给我们这些永远光辉的战斗英雄描下了一幅图影。王老虎性格中有最可贵的纯朴和坚毅的精神；他还正在成长着，还要更坚强起来，这在书中是有描写的。
在这部作品中，加以最充分的描写的，除周大勇外，还有一个李诚。这个典型人物被创造出来，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这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政治工作干部的坚苦卓绝精神的一个典型人物；是那些真正不知辛苦、不知疲倦地惊人地工作着的政治工作人员的一个生动的灵魂；是一个以特殊材料造成的——然而完全可以了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一幅图影。
从这个人物身上，人们能够最深切地了解到为什么党的政治工作是我们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以及怎样地使它成为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从红军时代起在长期中所创造出来和积累起来的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一些模范的图型。但是，这些工作，正如这部作品所成功地、出色地描写的这样，在我们的部队里决不是生硬或枯燥的，而是部队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是使战士们的思想感情和整个灵魂活跃起来、发展起来、提高起来、相互团结起来和相互友爱的力量；我们的政治工作是部队的深刻、活泼、愉快的生活的组织者，是战士们的自觉和一切生活的意义、一切力量的启发者。这样的政治工作就决定了人民军队的性格，它不仅是战士们都有政治自觉的部队，而且是战士们都有文化生活、都有相互关心和友爱的温暖而深刻的精神生活的部队。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培养出这种工作所要求的我们工作者的最艰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像这部作品中所写的李诚、张培等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者是战士们的首长和教师，同时又是战士们的亲密的同志、朋友、保姆和勤务员。（在我们部队里，政治工作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普通战士都要做的；同时，每一个军事指挥员也都负有政治工作的责任，正如政治工作人员也要负责军事指挥一样，我这里说的政治工作人员是指例如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等负有政治工作主要责任的人。）这部作品鲜明地描写了我们部队在连部中的党的政治工作；这些描写，为了反映部队生活，或者为了反映这次战争的精神（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我们每次战争的胜利都是和书中所写的这样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都是必要的；而为了描写像李诚这样的人，当然更是必要的。可是，这部作品能够反映了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是部队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因为作者真正写出了我们政治工作的精神，真正写出了战士们的政治生活，真正写出了可叹服的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的精神。作者当然是为了写人们的战斗精神和这样的战斗的人们，而不是为了写一些政治工作的事例，这是用不到说的。这样，作者就写出了李诚这样的人物，写出了我们政治工作的精神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灵魂，把这些人们的惊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最生动地从一个人物的身上刻划出来了。把政治工作者写得这样深刻、充分、突出、动人，——这也是我们在别的描写我们的战争和我们部队生活的作品中还不曾看见过的。
作者能够创造出李诚这一个典型人物，也是由于作者最充分地描写了李诚这类人的那种不知辛苦、不知疲倦的，真正是非凡的工作精神的缘故。如果我们读者自己的精神没有深入到人物和我们部队的这种精神里去，那我们也会觉得作者写得太多了。并且还会奇怪：怎么能有这样的人，能有这样的精力，真正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工作，工作；而且一个人能够注意和知道那么多的事情，战士们随时发生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一件小事情，任何一个战士的情绪的变化，他都注意到，他都知道，而他的指示和解决问题又都迅速，正确，使人信服。但我们如果进入到这种人物的精神及这样的部队和当时战争的环境中去，就会觉得作者写的一切都是最真实的；这些人就是拿这样的精神在工作，就是用这样的具体工作在保证战争的胜利。我们读下去，读下去，也就一步一步地感到了李诚这个人物的深刻性和生动惊人及其重量了。
我想，有的读者也许还会觉得，作者太把李诚这个人物写得可敬可畏，却似乎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了。就是说，李诚什么时候都是这么严格地要求别人，什么时候都这样严肃，而对于同志们的困难以及缺点或弱点却太缺乏体贴或同情心了。或者说，李诚是一个最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人，是一个真正以身作则的人；可是他太像要求自己那样要求别人了，别人会觉得有些吃不消，觉得他是一个缺少温暖的人。他什么时候都在指出同志的缺点，头头是道地加以批评；同时又时刻在对同志们指出任务，简直不让同志们对工作能有稍稍马虎一下或偷懒一会儿的可能。他确实有些“''w人”。但是，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己对人）和看来缺少对同志的体贴的态度，即使真是这样的人的性格上的一种缺点，那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不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不是重要的缺点，至多是工作和斗争紧张时谁都不可避免的缺点。在这个人物的根本精神上，即以这个人物的灵魂而论，我们觉得，他不但是应该被崇敬的人，而且也是可亲可爱的性格。凡是受过革命的训练，真正忠实于人民事业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革命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只有在坚决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因此，对于困难表示软弱的态度就是对于革命的罪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弱点，这是可以了解的，也应该了解的，但为了革命，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去克服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和弱点，如果对于缺点和弱点采取不坚决克服的、婆婆妈妈的温情的态度，那也是对于革命的罪恶。李诚就是富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就是在党的教育，革命的训练，工作和战斗的要求之下所培养出来的一个新的革命者的性格。我们觉得，作者是掌握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和性格的。这个人物是可敬可畏的，然而也是可亲可爱的；他的严肃的精神和严格的要求，发生于革命的任务以及他的革命的意志和对于工作的责任心，但也发生于他对于战士们、同志们的爱和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和祖国的爱和热情。读者完全可以感觉到，在李诚的内心里蕴藏着对战士、对部队、对党和人民的火似的热情；而对于同志们，也经常保持有像张培那样温暖可亲的心境的，只是他的表现方式和张培不同罢了。但这是革命者的热情和爱；不用说，一切懒惰者，一切散漫者，一切自由主义者，一切保持有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人，仍然会觉得他是缺少温暖的；可是，战士们却是敬他又爱他，周大勇在心底里敬服他、学习他，更在心底里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