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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肃正”的成效如此之低，也实在是令日军方面感到无奈。当年沿平汉线部署的日军110师团一位作战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报告中作出以下总结：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转移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双方作战，一方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另一方却可掌握详细的情报。作战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鉴于“治安肃正”作战效果不佳，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对《治安肃正纲要》评价颇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记载：“编制以上《治安肃正纲要》的基础，是满洲的经验和自去年以来华北占据地区的治安肃正成果。但当时方面军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足，对中共军也未必重视。”
当年，日本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傲气，觉得国民党正规军都叫他们打败了，共产党、土八路算什么？因而对中共“认识不足”，“未必重视”是很普遍的。就连对中国有相当研究的冈村宁次，在那时也认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亿中国民众，不是政府要人的意志，也不是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
冈村宁次这番话是1939年春天说的，那时他还是个中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正在华中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还未直接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交道。故而还不懂得人民战争的厉害。
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们说，1939年前后，日本人还比较笨，打起仗来，还是正规战的一套，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留给日军的自然只能是一个空荡荡的村子。1938年底1939年初来到冀中的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曾在他的军事总结中谈到日军这一特点，他说：分进合击是敌人主要进攻战术，如敌进攻某地我军，往往从三四路以上，夜间出发，拂晓到达并开始攻击。
每路兵力无一定，一般的是五百余至千余。各路敌人均带充足的粮秣、弹药（多用大车或汽车），有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配合（战役进攻时或较大规模进攻袭击，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不论何时，虽小至四五十名步兵行动，都附有炮兵及少数骑兵（侦察警戒）。进攻开始首先是炮兵射击，掩护步兵前进……
又是大车、汽车拖着弹药、补给，又是骑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规战进攻的架式。这种打法，对死守阵地等着挨打的国民党军，还有些效力。对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军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还不太懂得掩盖自己的作战企图，每次出发，都要在黑板上写通知。一位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后期新安县城日军的情况，说：后来，敌人要情报员，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派了两名忠实可靠的党员王林和赵德祥同志，到宪兵司令部情报股当情报员——打入了敌人内部。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3）
敌人每次出发，值班员都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向那里出发”写在伙房的黑板上，王、赵两同志看后，立即把情报转告我们，而后把情报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乡们做好迎敌的准备。敌人到处扑空……时间长了，敌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写出发时间和讨伐去向了，改为夜间在城门后面写。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遮不住我们情报员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实战中，日军很快意识到现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华北派遣军颁发的文件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备广大的地区；若是处于被动，就完全没有下手的余地，同时匪军是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
就是说，日军已意识到，到处安扎据点这种作法有缺陷。本来安扎据点的目的是控制地盘并主动出击。但不料人数稀少的部队反被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包围了，只求自保，不愿出战。其结果自然是对方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为此，日华北派遣军在尔后制订的《治安肃正纲要》中特别强调：分散配置采取的是最好的进攻态势，绝不是防守态势，……实质上，正是对潜入和蠢动在各分散配置地点中间的匪团，采取积极攻势的据点。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态势而配置的话，我兵力必致形成到处都是微弱的据点而成为敌人自由蠢动和各个袭击的目标。所以说那将是极其危险的配置，后果只会不利。
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则训示部下说：“只在白天以正规的行动，数纵队包围的战法，非常困难的，必须应用奇袭急袭的办法，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至于奇袭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计划，与秘密企图，利用夜间或雨天不良的气候，进入困难的地形，发挥迅速锐敏的机动，一举向目标急进；利用拂晓，黄昏，吃饭等敌人警戒疏忽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说，日军已注意到，用正规战的办法进攻八路军是行不通的，应采用新的战术，比如说偷袭。明的不行来暗的，白天不行晚上来。虽说在那时，日军实施偷袭战术还不太熟练，如周士第谈到的，“本来敌人的袭击，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离很近；可是我们在冀中平地中活动的部队，却没有遭受到敌人袭击的损失。自然敌人也对我军施行过袭击，但没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军及时转移，敌人袭击落空；有的是我军早有准备，反给敌人以打击。”不过，这毕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识到“如果见到敌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来的老办法实行正面的攻击，没有奇巧特变，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险的。”
在1939年，特别是这一年的后半年，在华北的日军广泛开展研究游击战术，学习中国话的活动。如日军第32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召开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首先讲话，“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次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予以这次规格并不高的情报会议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次会议，认识到共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如果说，在1938年，华北日军在“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一点上还未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到1939年底，已吃够八路军游击战苦头的日本人，终于省悟到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务必除去而后快。
总之，在1939年，华北日军虽然还不太适应八路军的游击战，采取的战术也不那么对路，但活动比1938年要积极的多。以冀中为例，1939年春季，日军集中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扫荡”冀中，占据了所有县城和大的乡镇，安扎了许多据点。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处一片汪洋，日军无法下乡“扫荡”，遂四处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毁坏冀中军民的生存环境。9月洪水刚过，日军就组织了三次分区扫荡。第一次日军6000余人，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
第二次日军1500多人，扫荡正定、新乐、无极、深泽等靠近平汉线的县份。第三次日军竟出动12000多人，合围冀中三个地区：从石家庄出动的敌人，“扫荡”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区；从津浦沿线出动的敌人，“扫荡”河间、沧县、献县、交河一带靠近津浦线的县份；另有敌军6000多人，再次“扫荡”大清河以北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吕正操将军回忆说：“在1939一整年里，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1939年，年轻的冀中根据地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冀中。一二〇师在冀中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4月齐会一战，歼灭日军渡佳行联队700多人。给日本人一个狠狠的教训。大大减轻了冀中的压力。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一二〇师在冀中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发展、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除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扫荡’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