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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所说的曾中生“进行反中局之斗争”，是指他与曾中生等人发生的“东进南下之争”。
事情还要从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说起。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便调整兵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则暂取守势。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暂处守势，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乃向中央分局建议： “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即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他们的建议与张国焘的想法有一定出入。张国焘根据中央5月6日指示中说的“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④的基本精神，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这是因为，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内部，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块苏区之间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仍是巩固根据地和连接苏区东西两边的严重障碍。
红四军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但在完成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的任务时，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由于亲区地主武装裹胁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使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鉴于此，红四军领导人再向中央分局、军委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页。红四军为抓住有利时机，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委会作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建议。
但此建议却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
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指责曾中生等人的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并非空穴来风。 1931年4月中旬，曾中生和旷继勋先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谈到红军的战略行动时，曾提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主要任务是： 乘机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与恢复黄广苏区。其中“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说法与立三路线时的提法颇为相似。因此，5月31日，中央在给曾中生、旷继勋报告的复示信中指出： 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观点。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96—197页。
张国焘以及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布了中央分局通告第三号，提出鄂豫皖红军的行动方针是： 调动一部分红军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线，肃清亲区，完成中央指示我们的把整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对抗张国焘“东进”指示的曾中生不但肃清亲区，同时要扩大苏区。他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认为红四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有一种‘左’倾的观念，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立即去做截断京汉路或截断长江的工作，这是无目的盲动的立三路线的见解。我们不应当放弃骚扰京汉路的工作，但这在目前决不是主要的任务。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目前，我们要团结力量作最后的伟大的斗争就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截断京汉路占据武汉，或者截断长江都是必须的步骤，但这个必须动员千万劳动群众来做十倍扩大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才能够完成。在目前我们所做的正是必须的准备工作，这种‘左’倾的见解在实际上不能得到什么，只能够叫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去葬送牺牲，或者阻碍真正积极的准备大举进攻，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②
6月28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赞同。但这次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十三师全部和第十师二十九团、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十、第十一师各两个团和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南下发展。
会上，在关于红军出击的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从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手段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张国焘仍然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7页。
其实，在中央分局扩大会上，对于红四军南下长江行动的意图已经予以否定。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特委准备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是“立三路线的策略”；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亦说“截断长江的决定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扩大会的总结中也认为本次会议打击了“左”倾的估计（即“目前立即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等等口号”）和想把红军行动限制在赤区以内逃避打击敌人主力与忽视帮助中央苏区的右倾观点。中央分局及张国焘刚刚在扩大会议上猛烈地攻击了“南下长江行动”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当然不会赞同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
余家集会议后，中央分局立即掀起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宣传热潮。7月8日，中央分局发出通告第六号，号召鄂豫皖的全体工农群众要坚决执行“扩大会所指出的方针和实行苏维埃大会一切法令中猛烈斗争，巩固扩大苏区援助中心（央）苏区”，并要求“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做以下的工作： 扩大红军，补充红军，准备运输、粮食、做鞋等等去拥护红军”；“各地方组织必须与红军负责同志共同决定整个以地方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的计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4页。等等。
7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发出通知第一号，要求动员群众参加运输队配合红军行动；7月11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和援助中心苏区宣传大纲”；7月16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援助中心苏区告群众书”……总之，在中央分局的大力宣传和督促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到支援红军的运动之中。
中央分局为使红四军能够顺利地执行“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7月中旬，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由商城亲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8月1日拂晓前，红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午后，红军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徐向前、曾中生当即调整兵力： 以一部佯攻城北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下午4时，红军再次发起猛攻，一举突破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敌阵地，迅即登城。经两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800余人，缴枪1000余枝，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根据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下英山后是要出安庆的。但是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估计了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所以，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红四军决定留第十二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四个团向南进击。不料当部队行至武穴境内时，竟发生了徐向前等人根本没有料到的事。据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说： “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解决红军物资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