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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指示的内容看，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这要根据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对张国焘来说，一方面他认定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国际方面既不给经费支持，又不让顾问参加，说明从国际方面就已对南昌暴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的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何理解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当他作为中央代表奔赴九江之前，就抱着设法阻止南昌暴动的主意，而不是根据南昌方面的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九江后，随即召集了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国际指示，提出应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他的提议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反对，绝大多数人认为，起义的有关事宜都已准备停当，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但张国焘却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29日上午，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了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的密电后，当即与其他前委成员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 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在他的要求下，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国际来电的内容，提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要暴动，也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一听，就对他说： “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需要讨论。”周恩来也明确表示： “还是干！”
张国焘见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的反对，便说： “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他本想用国际代表来压大家，没想到适得其反。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他对张国焘说：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李立三说： “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迁延。张发奎决不能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说： “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大家遂告诉张国焘，张发奎现在已处于汪精卫等右派的包围之中，决不会同意暴动计划，而我们也不能再依靠张发奎。另外，暴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也决不能拖延。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来决定，所以会议不欢而散。叶挺： 《南昌暴动至汕头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当时前敌委员会诸人都在热心筹备暴动，张国焘的阻挠无疑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怨言颇多，谭平山竟然起了杀死张国焘的念头。他对一位师长说： 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关于党的“六大”的回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其实，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并不知道他所寄予希望的张发奎已经追随了汪精卫。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以及张发奎部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朱培德部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在庐山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加紧推行清共反共。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张发奎所辖之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党分子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南昌暴动纪要》，（台北）《革命文献》第25辑。
31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和张国焘再次开会。正在争吵不休时，叶剑英来报告说： 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人要在8月1日来南昌。这时，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了南昌起义的计划。中篇
一重尝失落
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城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南昌城内一片沸腾，各界群众数万人召开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和久盼的解放。1927年8月3日的江西《工商报》登载当时的盛况称： “兹悉革命委员会委员即遵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会场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且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等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丝毫没能减轻严重的军事局面。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刘伯承： 《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为了保存起义之后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中篇
一 重尝失落
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从此，起义部队走上了一条凶多吉少的征途。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带走4500人，军心开始动摇。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投奔了唐生智。
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没来得及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很多；而且参加起义的部队大部分并不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这样，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个别脱离部队或整团整营离开部队的情况时有发生。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3天后，继续南进，于8月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1700余人。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9月上旬，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进到长汀。稍作休整后，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还在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并指定了南方局的分工： 以张国焘为书记，委员有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192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与敌激战，损失2000余人，遂撤出战斗。
10月初，起义部队在敌人围攻下遭严重损失，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约1200余人转入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小部分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强敌攻击下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张国焘和起义的部分领导人取道香港返回上海，时间约为1927年10月中旬。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据他自己说，是度过了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除了偶尔有几个熟人去拜访外，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这一段时日对他来说真是苦闷难耐，度日如年。
造成张国焘这种严重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与“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瞿秋白不和可能是主要原因。
据现有资料证明，他们二人的不和发端于五人常委时期。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天，瞿秋白即陪鲍罗廷离开武汉去了江西庐山。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瞿秋白即开始参加常委工作，并筹备“八七”会议。他当时不是常委成员，为什么能够参加常委工作，并且在“八七”会议上代表常委作报告呢？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瞿秋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已被俄国人指定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领袖。瞿秋白陪鲍罗廷呆在庐山，无异于呆在近水楼台，他是被选定的人物。〔美〕丹尼尔？雅各布斯：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我们无法确定上述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实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任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
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会谈的内幕至今无人知晓。张国焘回忆说： 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瞿秋白告诉他，鲍罗廷希望他们俩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理论的研究，张国焘则主持实际工作。
对于这种平分秋色的安排，张国焘多少有些不满，认为这是在削弱他的权力。由于心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