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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统治，靠裁兵是不行的，惟一办法“是要大声疾呼地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攻击。只有这样，是惟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只要饱受军阀摧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张国焘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对军阀不能抱任何幻想，不能存软弱的心理，中国惟一的出路在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张国焘批评了主张“裁兵”的软弱心理之后，也批评了国民党对军阀政府的“否认”态度。他说，只是一味地不承认军阀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不革命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只是消极地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让他们作恶。……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末”。他认为，“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张国焘： 《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出版。。张国焘认为，靠任何软弱的呼吁或者根本的否认都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成功。但怎样才能使人民推翻军阀呢？在阶级与阶级的对抗中，只有掌握反抗的武器——枪杆子，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当时并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尽管他反复强调依靠人民，但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只能是“二七”惨案的重演。
第三，国民党应该依靠人民，不应该仅仅依靠武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国民党的缺点多有批评，尤其是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曾针对国民党各方面的弊端给予了尖锐的指摘。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抨击国民党弊端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运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是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地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如是，国民党虽然建立了两次政府，但都因军阀的压迫而不复存在。他认为，国民党与其倾全力去建立一个不稳固的政府，还不如倾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作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张国焘号召国民党去组织和支持人民的斗争，但又强调指出： 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在军事行动和人民之间，人民是第一重要的。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惟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这样，才能组织一个真正的、不受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张国焘：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7期，1922年11月20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首先指明了在革命的行动中，组织和发动人民是第一位的，军事行动是第二位的，只有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大众一边，革命才能成功，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建立。张国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国民党只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真正建立并巩固了广州国民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商团叛乱、刘杨叛乱或陈炯明的反扑，任何一次反动浪潮都可能将国民政府湮没。
第四，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
张国焘认为：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而资产阶级势力很小，所以新式的工人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势力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旧官僚和军阀，是反动势力。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才造成了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这就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张国焘认为：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知识阶级中，有人已放弃了政治的斗争，一心钻研学问；有人主张改良，标榜好政府主义；有人主张联省自治，立宪运动。而最富热情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消沉下来，许多学生认为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和社会。
知识分子的这一切表现，在张国焘看来，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责任是不相称的，所以他大声疾呼： 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他指出： “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张国焘： 《学生运动之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政治上的责任。
张国焘的文章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对时事的评论，如《劳工局与劳工司》、《庆祝海参崴工人》、《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他在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他认为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张国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向导》第8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正于此时在莫斯科宣布： “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决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苏联党的支配是相当大的。
从张国焘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22年底的张国焘，思想认识处于中共党内较先进的水平，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深刻的。但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中国农民问题等）却是肤浅的、片面的，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认识到。这表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十二 “二七”惨案前后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张国焘很关心全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而应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便“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
他还抨击了陈炯明组织的劳工局和北京政府组织的劳工司，指出这些都不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而是“偏袒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组织。他相信“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张国焘： 《劳工局和劳工司》，《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对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充满信心。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在邓中夏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以标榜“保护劳工”来表示开明。中共北方区委利用这个条件，积极进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