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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介绍北京的政治、经济状况。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统治下，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坎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这使知识界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且，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社会只能通过广泛教育的途径。他们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另外，北京是外国人、政府官吏、军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压迫，只要抓住时机宣传革命思想，就会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经济衰败。北京不是个工业或商业城市，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厂主和雇主本身就是政府。为了捞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强迫工人和职员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万人力车夫，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汇报了北京党小组的工作。
他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分为“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两个内容。他汇报了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的经过和体会，认为向工人宣传的最有效的口号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帮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他向各地代表谈了北京小组在宣传工人和组织工人中取得的四点经验：
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
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第四，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他还谈了他们几个党员想参与铁路工人罢工而遭到工人们拒绝的事情，说明他们的工作并非做得很扎实，也有不足之处。
在宣传知识分子方面，张国焘汇报了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创办刊物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张国焘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与会代表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张国焘在汇报北京党小组工作的过程中，既谈到了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是对北京党小组半年多来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为各地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共一大前，张国焘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参考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起草的文件自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马林对这些文件要求很严格，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在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 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张国焘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必要的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 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据包惠僧回忆： “我们当时发言很自由，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 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现在从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来看，关于党员是否做官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最后的结论是： “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 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会议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最后确定。这个纲领共15条。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
（一）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二）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 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 联合第三国际。
党纲还规定： 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党纲规定了各级组织的机构和制度；规定了入党的条件，强调入党者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并对党的纪律作了严格规定，要求党员保守党的秘密。党纲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7月30日，当大会正在李汉俊家进行时，遭到法租界侦探的干扰。马林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要大家立即分散离开。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九人来搜查。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最后一无所获，只得怏怏离去。
为什么会发生此事呢？据陈公博回忆，这是由于张国焘有意与李汉俊为难的结果。他说： “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即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引起注意，但一连四日的会议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陈公博回忆的地点有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有一次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点问题的，他主张的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理论，他是黄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 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台）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3页。
连续在李汉俊家开会究竟是由于其他原因呢，还是如陈公博所说是张国焘专门与李汉俊为难，因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到此事，后人也就无从判断了。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载： 马林来中国的途中，在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即受到暗探盯梢，遂有搜查一事发生。
李汉俊家引起法租界注意后，为了保证代表大会能够继续进行，并保证代表们的安全，李达夫妇建议代表们离开上海，到距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租一游船继续开会。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便动身离开上海前往嘉兴。
8月5日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