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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
“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
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
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
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
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瞾矋矟矠
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
“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
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
“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
《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５７个师，第二梯队有５２个师，预备队则有６２个师）。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份红军野战条令。条令的页面上划满了着重线，这些着重线证明，斯大林在解决战略性的防御问题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水平。然而他在总军事委员会上、在同军事领导人开会时所发表的意见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加上谨慎小心，而不是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高深造诣。斯大林是作为一个谨慎的同时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去迎接即将爆发的战争的。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修订好了的防御计划再次呈报给斯大林。当然，他的全部愿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这就意味着根本改变了武装力量设防的主要方向。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现已预料是在西南方面瞾矌矔矠。可是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知道，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兵力（４个坦克集团军中的３个）对准了斯摩棱斯克，接着便是莫斯科。但是军事将领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论据去说服斯大林。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这些地方发动主要突击。而这本来是可以料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提醒一下，在国内战争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确实与战胜反革命同等重要。斯大林认为，大片无林地区以及经济上的考虑（获取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线）会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发动主要突击。
现在再来谈另一件事。跟上面的情况相同：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出现了一批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人”：铁木辛哥任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任总参谋长；瓦图京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科热夫尼科夫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自然，这些曾经在基辅特别军区从事作战事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别重要的，并且他们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观点。顺便说说，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防御计划通过之前就认为：“敌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击当在他们的责任区域。”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马·阿·普尔卡耶夫中将签署的《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１９４０年军队部署计划的决定》这份文件一口咬定：德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当在西南方面瞾矌矕矠。
当防御计划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时，朱可夫当上了总参谋长。实际上在半年当中前后任命了三个总参谋长。１９４０年８月，担任这个职务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这个职务让给了朱可夫。
这里我应当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文件。朱可夫是一个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德国军队由于首先发动突击，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经过思考、犹豫以及同铁木辛哥交谈之后，他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
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设想。
考虑到德国目前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总动员的状态，有广阔的后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们先展开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为了及时防止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让德国统帅部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要赶在敌人前面先展开军队，并且在德国军队还处于展开阶段、尚未来得及组织战线和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的时候向德国军队发起冲击……
接着朱可夫确定了第一个和下一个战略目的，这是粉碎德军战线中段和北翼的主力瞾矌矖矠。
这位后来非常闻名的伟大卫国战争统帅在战争开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办法：向已经作好冲刺准备的德国军队发动突击。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上很机智的建议。斯大林在文件上没有留下笔迹：那个时期，“领袖”非常谨慎和慎重。他仍然认为，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