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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我原来很熟悉的世界。于是，我也尽可能地用十足的学者风度在吵吵嚷嚷的伙房窗口与他交谈起来。
“那本书怎么办？”我问，“怎么还你呢？给你寄到……”
“不用！”他一手托着一盆稀汤，一手慷慨地摆了摆，那姿态俨如在鸡尾酒会上，“送给你吧！也许……”他用超然的眼光看了看四周，“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你指的是我们？还是……”我也谨慎地看了看打饭的人群。有一个犯人嫌炊事员的勺子歪了一下，正声嘶力竭地向窗口里吵着定要重舀。“还是我们……国家？”
“记住，”他的食指在我胸前（那里也有一大片汤汁的斑点）戳了一下，以教授式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对他的话和他的神态，我都很欣赏。在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为了延长这种精神享受，我虽然不时地偷觑着窗口（不能去得太晚，窗口一关，炊事员就不耐烦侍候你了。即使请动了他，他也要在勺子上克扣你一下；以示惩罚），但同时也以同样庄重的口吻说：
“不过，第一章很难懂。那种辩证法……用抽象的理论来阐述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
“读黑格尔呀！”他表情惊讶地提示我，仿佛我有个书库，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似的，接着又皱起眉头，“要读黑格尔。一定要读黑格尔。他的学说和黑格尔有继承关系。读了黑格尔，那第一章《商品》就容易读懂了。至于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篇《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不在话下了……”
“是的，是的。”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仅仅那篇《初版序》就吸引了我，可惜过去，我光读文学……”我们这番高雅的谈话结束得恰到好处。他和我告别，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稀汤走后，我扑到窗口伸进罐头筒，炊事员正要往下撂板子。“你他妈的干啥去了？！”
“我帮着装行李来着。”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谦卑地、讨好地笑着，“我这是最后一顿饭啦！”
“哦——”炊事员用眼角瞟了我一下，接过我的罐头筒，舀了一瓢以后又添了大半瓢。
“谢谢！谢谢！”我忙不迭地点头。
“等等。”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炊事员擦着湿漉漉的手走到窗口，探头看看我，“你狗日的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吧？”“是的，是的。”他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给了我一种不敢想象的希望。“你真他妈的不易！”果然，他从窗口旁边的笼屉里拿起一对昨天剩下的稗子面馍馍，拍在我像鸡爪般的手上，“拿去吧！”还没等我再次道谢，他们俩就“啪”地撂下了黑叽叽的窗板。他们不希罕别人感恩戴德，这样的话他们听得太多了，听腻了。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有灵”！罐头筒里有一瓢又一大半瓢带菜叶的稀饭，手里还有两个稗子面馍馍。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馍馍是平时一天的定量：早上一个，晚上一个。稀饭是什么样的稀饭啊！非常稠，简直可以说是粘饭！打稠稀饭，也是我们平时钻天觅缝地找都找不到的机会。由于加菜叶的稀饭里放了盐，这种饭会越搅和越□。炊事员掌握了这个规律，他可以随他的兴致和需要，要么在开饭之前拼命地搅一阵，把稠的翻上来，于是排在前面的人就沾光了——“祖宗有灵”！要么稳稳地一瓢一瓢撇，那么稠的全沉了底，排在后面的人就鸿运高照！后一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炊事员因为忙而自己在开饭前没有吃上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桶底的稠饭留给自己吃。一般情况下，炊事员们是希望我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打饭的——早开完饭他们早休息。可是，谁也不知道炊事员在哪顿饭处于哪种情况；况且我们的人数又非常多，伙房里有十几个将近一人高的大木桶，更预测不到炊事员准备把哪一桶的稠饭留给自己吃……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性，靠运道。
今天我的运道就很好！
而这恰恰在我开始新的生活的第一天！
这是个好兆头！所以我非常高兴！
三
其实，我平时也比一般犯人吃得多，只要是打稀饭，而不是稗子面馍馍，我总要比别人多１００ＣＣ左右。诀窍就在于我这个罐头筒。自一九五九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劳改农场即刻兴起了用大盆打饭的风气，瓷碗很快就淘汰了。因为炊事员舀汤的速度相当快，如果用小口饭具，瓢底沥沥拉拉的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这无疑是个损失。用敞口饭具，瓢底的汤汁当然会掉到盆里，归于自己了。脸盆太大，磕磕碰碰的不好往窗口里送，并且稀饭会沾得满脸盆都是，反而得不偿失。那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在困难年代，这种用具是很难买到的。然而“营业部主任”有办法。我怀疑他连百货公司的儿童用品也偷到家里囤积了起来，或是他的余党还没有抓尽。反正，他让每月都来探望他一次的那个与他同样讨厌的老婆，替组里每人都代买了一个。当然，他不会白白地效劳的。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人虽然送来里面了，而在外面却依然如何如何“有办法”。就像蜘蛛结好了网，等待小虫扑到上面去一样等待我向他求告。到时，他就会摆出各式各样的面孔，说出各式各样的话来取笑我。可是我偏偏不买他的帐。我身无分文，又没有外面寄来的食品付给他这个掮客作佣金。我母亲在北京寄人篱下，靠给街道上编织塑料网袋，每月挣十来块钱生活，我没有面皮再向她老人家要求寄什么东西。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每次从打饭的窗口回号子，“营业部主任”都要捧着他那个印着小猫洗脸的崭新的儿童面盆，神气活现地在我面前晃一晃。这使我很容易看清楚他的稀饭打到哪里，正在小猫的腰部。有一次，趁全组的人都出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号子里休病假时，我把我的罐头筒盛上水，水面刚好达到我平时打的稀饭的位置，然后再倒到他的面盆里。试验证明：我每顿饭都比他多１００ＣＣ！水面淹没了小猫拿着毛巾的爪子。
这１００ＣＣ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
我的文化知识就用在这上头！
但盆子毕竟有盆子的优越性——它可以让人把饭舔得一干二净。“营业部主任”舔起盆子来，有种很特殊的姿势。他不是把脸埋在盆子里一下一下地舔，而是捧着盆子盖在脸上，伸出舌头，两手非常灵巧地转动着盆子。如果发挥想象的话，那既像玻璃工人在吹制圆形的玻璃器皿，又像维吾尔族歌舞中的敲击手鼓。不久，他这种姿势也随着他代买的盆子在组里推广开了。罐头筒是没法舔的，这真是个遗憾！我只能在每次吃完饭后用水把它涮得干干净净，再把涮罐头筒的水喝掉。马口铁的罐头筒还不像搪瓷的面盆，不擦干很快就会生锈的。所以我每顿饭后都要用毛巾仔细地把它擦干，放在干燥通风的窗台上。这当然引起“营业部主任”的不快。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他就此指责我“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
我虽然也暗自惭愧，觉得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想到多出来的１００ＣＣ，又私下里感到宽慰。
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这样：他总认为他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我，我也总认为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现在，我就认为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早饭我比他多吃了大半瓢，而且我的一瓢零大半瓢全是稠稠的粘饭，直到此刻我还感到它们在胃里尚没有完全消化掉，还在忠诚地给我提供卡路里。而他的一瓢不过是稀汤而已。尽管他把黄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但他的怀里有馍馍么？没有！肯定他没有！我的怀里却有两个货真价实的稗子面馍馍。我想什么时候拿出来吃就拿出来吃。我现在不吃只是我不想吃它罢了。福气不得享得过头；乐极必然生悲。这是我劳改了四年体会到的人生哲理。“走□！大车走远□！”我向大车赶去，又回头朝萝卜田里的几个人大声吆喝。我还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我意识到了我·今·天·可·以离开那条土路，·今·天·可·以跨过那条沟、那条渠，·今·天·可·以到这田里来找黄萝卜（找没找到是另外的问题），·今·天·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到大车跟前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今·天·我·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不是被队长班长派遣的，也不必事事都要向队长班长喊报告。“营业部主任”虽然也这样行动了，并且行动得比我还要早、还要快，但不自觉地运用这种自由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这二者在精神上就处在不同的层次。
我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没有找到黄萝卜，我还是心满意足的、带着一种精神胜利的自豪感追上了大车。“走□！大少爷在发号施令□！”我听见“营业部主任”在后面向其他人这样喊。不一会儿，他们也跟了上来。
四
大车照旧不紧不慢地走着。那匹枣红马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