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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六种燃烧火器，除却其中的蒺藜、毒药等杀伤、窒息的作用外，均可视作“烟火”类火器。试以“霹雳火球”的成份、制作和使用来看：先将火药同铁片一类的杀伤物拌和，然后用多层纸裹上封好，糊成球形硬壳，待其干固后点燃使用。“烟球”则纯粹是用火药制造烟雾，以迷乱人的视野。这正像北宋末年众多伎艺汇演时，“忽作一声如霹雳”，“烟火大起”，“人面不相睹”的效果类似。如《朱子语类辑略》卷八中的一句话：“如装鬼戏，放烟火相似，只遮人眼。”也就是说，运用“霹雳火球”、“烟球”的原理、方法，制造“烟火”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了。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2） 作者：伊永文
从曾公亮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发射燃烧性火器，是将它放进“炮”即抛石机的甩兜中，再用烧红的通锥、钩锥或烙铁，透入球壳，然后抛射出去，瞬间，球内火药由烙烧的球壳引燃发火，于是，燃烧性火器的发射也就成功了。北宋时专门发射燃烧性火器的炮就有14种之多，它们是“炮车”、“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旋风炮”、“虎蹲炮”、“拄腹炮”、“独脚旋风炮”、“旋风车炮”、“卧车炮”、“车行炮”、“旋风五炮”、“合炮”等。
由于这些炮具备向上抛射很高的功能，也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北宋大型园林“艮岳”告成之际，特举行“烟火”晚会祝贺。其燃放场面就是：“烟火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这种“烟火”明显不同于伎艺表演中的“就地放烟火之类”，它能升入“艮岳”假山“腰径百尺”那样的高度，乃至天空中爆炸燃烧，当然属于大型发射器具——炮。
还有史料可以佐证，南宋临安州府每年春季检阅军伍活动，“试炮放烟”是例行的一项。每逢八月十八日观潮时，都统司也要在潮来之前布置部队，乘战舰，于水面往来，施放五色烟火炮。一时黄烟四起，人物不能相看见。
以上可知，用炮放大型“烟火”，在两宋期间已不可缺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北宋起，已能燃放色烟、声响兼具，有人物形象的“烟火”了。其燃放过程可以从宋话本《灯花婆婆》窥见大概：“吹得那灯花左旋右旋，如一粒火珠相似。”养娘笑道：
“夫人，好耍了，烟花儿活了！”话犹未了，只见那灯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儿般大的一个火球，滚下地来。的一响，如爆竹声，那灯花爆升，散作火星满地，登时不见了，只见三尺来长一个老婆婆。这“灯花婆婆”，可以视为宋代初期“人物烟火”的一个
样式。
南宋时此类“烟火”则更进一步，“火戏儿”已开始与烧烟火、放爆仗、药法傀儡相并列。其样式为“钟馗捕鬼之类，内藏药线”的大型“屏风烟火”，一次点放，能达到“百余不绝”的地步。这种含有多种人物场景，提高市民欣赏趣味的“烟火”，传递出了“烟火戏”的早春讯息的来临。
此外，在异彩纷呈的艺林，“药发傀儡”颇有市场，否则，“李外宁药发傀儡”绝不会列入《东京梦华录》中。在东京四月八日“浴佛节”，曾展示过“药发傀儡”的生动性，“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众僧举扬佛事，其声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见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观者愕然。今之药傀儡者盖得其遗意”。加之傀儡演出，“或见端严奇特，或见丑陋不堪，动转行坐，青黄赤白”，可谓“如真无二”，“百怜百悼”，以此推及“药发傀儡”，自然烟云声响俱全，形象必然妙趣横生。
在南宋，这种“药发傀儡”在临安七十余种的“大小全棚傀儡”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药发傀儡”是很受市民热爱的。至于其他“烟火”样式，“起轮、走线、流星、水爆”等，已达到了“不可指数”的程度，在民间普及开来。如作为一种小商品出售的“药线”，临安市民将它买来放风筝用，“赌赛输赢，输者倾折三二两药线，每日如此”。
诚如潘吉星先生所言：
药线是引爆或串连烟火、爆仗、火箭装置的重要部件，由含硝量高的固体火药制成。它可控制起爆时间，提高使用火药装置的安全性。没有药线，就谈不上制造烟火和火箭。而“药线”在临安市场上到处可见，市民们对“药线”的作用谙熟，能把它运用到最为一般的娱乐活动中，这意味着制造含硝量高、含硫量低的固体“烟火”的技术条件、社会氛围已经十分成熟。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3） 作者：伊永文
此外，南宋已出现应召受雇于人而“呈艺”的专职烟火师。南宋詹无咎生动地描写了烟火艺人高超的水平：
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便当场好手路歧人，也须教，点头咽唾。
这种出神入化的“烟火”伎艺，在元代继续发展，近年来，被学者们反复征引的赵孟的《赠放烟火者》诗，亦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烟火”的水平，可使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元代典籍中却极少找到“烟火”的轨迹。记录元代文娱生活最为繁盛的大都的《析津志》中，只有一处提及“烟火”。假如大都不是首都的话，恐怕这一处也不会有。
笔者为此作过努力，但所获几近空白，只在陈元靓的笔下找到一条线索，其文云：
玄参三两，用蜜一两，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瓮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钱，重同研，干，以栀黄纸包，捻作线焚之，绝肖梅花。这是宋代“药线”的余韵，类似今天的“滴滴星”，应算是“烟火”的一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元代“烟火”似应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可是为什么有关“烟火”的记载却少于宋代？较为可行的解释是元代战争连绵，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坚克锐，这样就使元统治者将火药主要投入征战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样，将火药的大部分投放到娱乐性的“烟火”之中。因为，制作“烟火”必像制火药一样，获得了“烟火”的秘密也就等于获得了制火药的秘密，所以，元统治者对制“烟火”控制很严，使之较少被频繁公开地燃放。但不能因此说元代就没有“烟火”了，更不能因此说元代“烟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据已有的“烟火”相同于火药制造的原理去推断，元代“烟火”丝毫不弱于宋代的“烟火”。元代中国周边国家，不都是从中国获取火药的吗？如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谘问”，才掌握火药技术的。自此，高丽国“始设火都监，煎取焰硝”，当时能制造的火器达17种之多。其中当然不乏“烟火”品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17种火器均具“烟火”性质。
在西方的史料中，也许还可以寻觅到更多的元代“烟火”的影子。欧洲获得火药的途径不就是由西征的元军传入的吗？在这方面，冯家升先生有过精辟的述论，潘吉星先生的探索更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1258年元统治者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的伊儿汗国中的叙利亚人哈桑，在1280年左右所著的《马术的战争策略大全》记录了种类繁多的“烟火”，如“茉莉花”、“月光”、“日光”、“黄舌”、“起轮”、“流星”、“白睡莲”，黄、绿、白、红、蓝等五色烟，“中国花”、“中国起轮”。这实际证明了元代中国的“烟火”种类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大量传入庞大的元帝国所辖的阿拉伯地区及欧亚地区的。特别是在《元史》上，还有着这样的踪迹：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马因，随元军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药包的投掷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这种大炮抛射火药包力量是很大的，“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使宋军极为恐慌而降。当时制造类似“襄阳炮”的工匠还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与亦思马因同时应元世祖之召，从各自所住国家来到北京“试炮”。
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元代中国的火药技术知识是流传很广泛的。不难想见，这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当然也包含有自宋以来的烟球、火球之类的燃烧性火药器，它当然也可以移于“烟火”的施放。而后来的“烟火戏”之所以把“襄阳炮”当成长久保留节目，无非是从“烟火”的视角去看待它，是着眼于这种巨炮所包容的“烟火”性质的。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4） 作者：伊永文
二“烟火”在明清，堪称全面成熟的盛期。
在明代，制火药的主要材料硝石，“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甚至一旦年节临近，人们就要“撮弄开个火药铺子”。正像一阿拉伯人所见的明代中国那样：
烟火十分普遍，老少都会制火药，人人皆知造烟火。
因而“烟火”品种繁茂，较有代表性的“烟火”达21种之多。制造这些“烟火”所需的硝石、硫黄、炭的数量，在典籍中交代得一清二楚，制作步骤明确。在此基础上，清代又推出一些新品种：“倒垂莲”、“大梨花”、“一枝梅”、“一丈菊”、“千丈梅”、“映雪梅”、“金丝菊”、“垂带柳”、“洒蜜蜂”、“宝珠茶”、“小叶梨”、“千叶梨”、“石榴姣”、“葵花”、“孩儿奉花”、“珍珠伞”、“木樨花”、“菊插枯梅”、“大牡丹”、“大木香”、“落地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