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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孩的头发都理得短短的，穿着黑色的长袖衬衫，外面套着深色的毛衣。他们一边喝着茶或咖啡，一边抽着烟。尽管我竭力不去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可是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响亮了，使我无法不成为一名并不情愿的听众。
其中的一个人正在大声谈论着自己的诗作，毫不脸红地吹嘘自己的作品如何有超前的时代感和新颖的表现手法，自然要胜过他一位朋友的蹩脚作品，可是毫无鉴赏力的编辑却刊登了他朋友的作品，而他的“旷世杰作”却被扔进了废纸篓。一个女孩在评判着具有“原始艺术”风格的作品，在她看来一位来自迈斯威尔贫民区的小贩画的犹太商店的画是近期以来少见的杰作，而那名小贩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另一位面色苍白的长发男孩一面大肆抨击着莎士比亚和吉卜林的作品，一面对克莱姆伯格的著作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而另一位长发男孩则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女房东对他的不理解，这既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在房间里摆上床和椅子，也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留披肩长发。而另一位始终不停吃东西的女孩也不肯只做一名听众，经常嚼着满嘴的食物指责自己的“堕落”，她现在以每小时一美元的价格为一名画家做模特，而在她看来，那名画家对她的身体比对绘画本身更感兴趣。不过，她对自己有能力应付这一切感到十分地骄傲。
我终于无法继续忍受这些过于自以为是的小家伙了，就在我刚要起身离开的时候，玛丽·安·比姆优雅而迷人的身影出现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的门口。
今天晚上，玛丽·安还是穿着她那件带有黑色皮毛领的黑色上衣。在她走到桌旁的时候我很有绅士风度地站了起来，为她脱下了黑色的上衣。在接过大衣的时候，她向我嫣然一笑，然后随手把大衣搭在了桌子旁边的一张空椅背上。这一次玛丽·安戴了一顶别致的白色贝雷帽，在黑色上衣的里面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毛衣，在毛衣上有着闪电一样的立体花纹。玛丽·安把手里的小提包放在了桌上，在我为她拉开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来。然后，她就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紧紧地盯住我，那眼睛里充满了无限希冀，不过，在她那丘比特一样优美的唇边却带有一丝迟疑的笑容。
我并没有通过电话与她直接取得联系。我按照她留给我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响起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于是我请他转告玛丽·安，让她在今天傍晚和我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会面，如果她不能赴约的话，就打电话通知我。所以玛丽·安很可能认为我已经查到了她弟弟的下落。
我告诉她没有吉米的任何消息。
我说：“我调查了五天，几乎跑遍了芝加哥所有的大街小巷，可是没有得到有关吉米下落的任何消息，根本就没有吉米来过芝加哥的任何证据。”
玛丽·安无言地点点头，她那双大睁着的、充满希望的大眼睛难过地眯了起来，不过看上去仍然魅力四射。
我继续说下去：“我去过芝加哥大大小小所有的报社、贫民区以及北部周围的外来人口聚集区……”
玛丽·安的眼睛又瞪大了，“你是说他以前可能住在我附近？”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北克拉克大街周围。”
“可是……”玛丽·安有些担心地说，“那里到处都是失业者。”
“是的。昨天下午，我还去了‘疯人院区’一带。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认识你的人，可是他并不认识你的弟弟。”
玛丽·安皱起了好看的眉毛，她严肃思考的样子别有一番魅力。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问道：“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我严肃地答道：“我建议终止调查。我想你的弟弟可能临时改变了主意，他并没有来芝加哥，而是去了加利福尼亚、纽约或者其他的城市。”
玛丽·安坚决地摇了摇头，否认了我的看法，“不会的。吉米的理想是成为《特布报》社的一名专职记者，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最大心愿。他怎么会不来芝加哥呢？”
我换了一种说法，提醒着她，“他很可能曾经尝试过，在碰壁之后，他就乘船去了别的地方。”
玛丽·安固执地说：“我要你继续去找吉米。”
我耐心地劝道，“这么做是毫无益处的，你只是在浪费金钱。”
她蛮横地反驳我的话，“浪费的是我的钱。”
“是的，不过那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可不愿意再继续浪费时间去寻找你的弟弟。”
玛丽·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以为她会哭出来的，可是看起来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忍住了泪水。
我真心地安慰她，“别太担心了，过一阵子，你弟弟也许自己就会回来的。你也知道，城里有不少年轻人四处流浪，他们都是为了寻找具有刺激性的工作。”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毛衣的侍者走了过来。我叫了一份鸡肉三明治、火腿，还点了一杯柠檬茶。我向玛丽·安推荐了同样的食谱，她摇头拒绝了，只简单地叫了一片三明治和一杯柠檬茶。
我转换了那个让她伤心的话题，问道：“你是从商业中心过来的吗？”
她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你做日间广播节目？”
她还是忧郁地点点头。
我继续说道：“这听起来倒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
她避开了我热切的目光，转头看着墙上一个红发女人的裸体画。
我向她伸出了一只手，说道：“收下这个吧。”
她转过头，神情漠然地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好奇地问道：“那是什么？”
“五十美元。我只工作了五天，而你却付给我一百美元。”
她叹了一口气，难过地说道：“还是你留着吧。”
我仍然伸着那只手，“别再生气了！拿着！你这个倔犟的小家伙！”
玛丽·安怒气冲冲地盯了我一眼，一把抓起我手里的钱，随手塞进了桌上的小提包里。很显然，她是一个不喜欢听到别人批评的倔犟女人。
火腿和鸡肉三明治的味道都糟透了，放在嘴里如同咀嚼着木头屑。柠檬茶的味道还可以，有股儿我喜爱的酸甜口味。玛丽·安喝光了杯中的茶，对盘里的三明治连碰也没碰一下。
我们两个默默无言地喝完了杯里的茶，我仍然很有绅士风度地为她披上了外衣。在付过账单之后，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俱乐部。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可是依旧是寒风凛冽，冷风狂怒地卷起地面上的积雪，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我问玛丽·安：“要我为你叫一辆出租车吗？”
她摇摇头，冷冷地答道，“不必了。路不太远，我可以走回去。”
“天气太糟糕了。”我指了指街对面，“看见了吗？我的车就停在那里。还是让我送你一程吧。”
她耸了耸肩，竖起了黑色外衣的皮毛衣领，一言不发地跟在我的后面。
我为她打开车门，让她坐好。然后我才上车，发动了引擎。
我关切地告诉她，“车里有暖风。”
她心不在焉地答道：“喔，是吗？”
我问道：“去哪儿？”
“东切斯那特。”她从提包中拿出一个记有地址的纸条递给了我。
我踩了油门，车无声无息地在白色的道路上向前行驶着。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
“那是阿伦佐。”
“阿伦佐？这个家伙是谁？”
“他是个画家。”
“画些什么？”
“油画。”玛丽·安的口气就像在对付一个无知的孩子。
“什么样的油画？”
“抽象派艺术，你可能听说过的。”
“噢，”我的确听说过，不过也仅限于听说过而已，“那他住在哪儿？”这才是我所关心的。
“和我在一起。”玛丽·安满不在乎地答道。
“噢。”我没有什么再问的了。
现在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冷风卷着雪花在车窗前打着旋儿，给人一种凄清而冷寂的感觉。在车的右边，有一对男人手牵手在冷风中慢慢地走着，似乎漫天的风雪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散步背景。对于这样的男性同性恋者而言，塔城是他们最理想的栖息地。同样地，在塔城也有很多像玛丽·安和阿伦佐这样的异性同居者。可能是所有艺术家的个性使然，在塔城这样的地方，非婚同居和同性恋同居是司空见惯的，似乎这更能表现出艺术家们放荡不羁的独特个性。塔城的女人们喜欢以独立自主的强者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坐在我身边的玛丽·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我默默地开了一会儿车，把车停在路旁。玛丽·安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就一言不发地下了车。
我也下了车，追上风雪中的玛丽·安，说道：“我想和你一起上去。”
玛丽·安漠然地看我一眼，又想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就算是勉强同意了我的“无礼”要求。
我跟在玛丽·安的身后，来到人行道旁边一幢破旧不堪的四层楼房前面。楼梯在楼房的外面，被漆成了醒目的红色，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古怪。我想这可能寓含着某种政治含义，或者只是想提醒那些登上摇摇晃晃红色楼梯的人们：此处危险。
我默默地跟在玛丽·安的后面登上了摇摇晃晃的楼梯，楼梯在我们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很像是某部恐怖片中的惊险镜头。
我和玛丽·安走进一间小厨房。在这间狭小的厨房中间摆着一张摇晃不稳的桌子，一个简单的油炉和一把简易的椅子。在一旁的水槽里杂乱地堆放着脏乎乎的碗碟。厨房里没有冰箱，四周墙上布满了黄色的水渍痕迹，白色的墙皮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
玛丽·安把外衣和帽子甩到桌子上：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