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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号码可能把我的号码列在黄皮书的第一个了，这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主顾登门。
我还给城里几家同行的事务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营业。他们的收费标准很合理：每天十美元加上一切花销。那几个中型的事务所都有三、四个人，通常手头积压很多活儿。我的收费是二十美元一天，加上一切花销，我不打算再变动这个价格。我想，涨价固然不错，但多数情况都是降价。
下午在去市立大厦见珍妮前，大约四点，我找出了一个小箱，把一些洗涤用品，换洗的内裤，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件相对干净的海军马甲装进去。我去摩尔森酒店的旅行者客房洗了个澡，刮好脸，把脏衣服装入小箱，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然后去找珍妮。
那时已经五点了，天要黑了，暮色中的霓虹灯明灭闪烁，天空有些阴，看上去，这是个凄凉潮湿的，而不是快乐洁白的圣诞节。路上正是交通高峰期，车水马龙。一到市立大厦，我就站到前厅很高的大理石台阶上等珍妮，看着下了班的职员们匆匆忙忙往家奔，但他们当中没有珍妮。
珍妮像大多数在大厦里工作的职员一样是靠关系进来的。她在会计办公室做个小职员，但她同时也为那个办公室的主管迪克·达利做许多秘书的工作。由于这里的许多职员是从后门进来的，有一部分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珍妮的父亲是个药店老板兼一个区的区长，珍妮受过高中教育，这使她做起秘书工作来得心应手。她看上去很敬佩达利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主动替他做的。
三年前，通过一个市立大厦的朋友介绍，我和珍妮相识了，那时，珍妮刚到那儿工作不久。虽然她父亲是个比较富有而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家住的房子也足够她住，但她还是不满足。她二十一岁就嫁给了一个叫多尔蒂的人，他比她大十岁，住在北部（他是有权势的市议员鲍蒂·保勒的政治伙伴），驾驶着一辆豪华小轿车。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因酒后驾车，与另一辆车相撞，死了。
珍妮在认识我以前已经守了一年寡。我们在一起时，她很少提到她的前夫。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都是我从别的地方了解的。而关于她，我只知道，在她丈夫死后，她没有回到她富有的父亲那里去，而是在北部租了一所漂亮的公寓。像珍妮这样的人，总是不断地追求一切好东西，把目光放在那些好东西上，根据心情的变化，寻求刺激。她不想多谈过去，因为过去对她来说已经淡漠了，我也不想过多地知道她的过去。
我一直站在台阶上等珍妮，门口的警卫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并不时用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六点十分的时候，珍妮突然在电梯口出现了。她看上去美得令人眩晕：秋水般含情脉脉的大眼睛，鲜艳而丰满的嘴唇，走起路来款款有致，像个模特儿。她手上带着一副编织的乳白色手套，双手插在褐色的羊毛外衣的兜里，大拇指露在外面。外衣是双层领的，衣带上、下各有两个大扣。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浅褐色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毛绒绒的毡帽，帽沿下露出一只棕色的美目，另一只眼睛被头发轻轻遮住，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乳白色的小钱包。
我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她朝我走过来，带着可爱而又骄傲的笑容看着我。
她说：“我得工作得晚一点儿，是为了达利先生。”
我有点不满地说：“该死的迪克·达利，都因为他！”
我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有回声，一个警卫转过身，瞪大眼睛看着我。
珍妮故作平静地说：“如果他没订婚的话，也许我会……”她傲慢地笑了笑，更加可爱了。她转身朝门口走过去，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她。
来到大街上，我挎着她的胳膊说：“你是因为最近一阵子我经常失约，而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吗？”
她露齿一笑，洁白的牙齿闪着珍珠的光泽，可爱极了，但一点儿也不傲慢了。“你说对了，但我确实有些工作要做，而且我得洗个澡，我们可不总是去贝斯马克酒店啊！”
“是的，事实上，我还没去过呢！”我补充说。
“我和达利先生在那儿吃过很多的午餐。”她不无得意地说。
“珍妮，你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知道。”
贝斯马克酒店位于拉塞尔和鲁道夫之间，一九二七年在原酒店的基础上重新修复，完全是德国式的布局。一个着装精致的贝斯马克门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上铺有红地毯的台阶，通过大厅，然后来到主餐厅。
脱下外衣，珍妮看上去比穿着那件羊毛外衣时更加可爱：她穿着一条红褐色的鸡心领绒毛连衣裙，上面有白色的花纹点缀着。我们走进餐厅时，她已经把帽子和褐色的围巾都摘下来了。
当侍者带我们来到预定的餐桌时，我低声问她：“难道你也是穿着这个去上班的吗？”我的声音里有些不高兴。
她大声回答说：“当然。”然后轻声对我说，“亲爱的，这条围巾和这顶帽子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那还用说。”
我们把两把椅子放到桌子的一边，坐下来。不一会儿一个穿白色上衣的男孩，来给我们的水瓶里填满了水和冰块。这里的墙都是用手刻的桃木制成的，南面的墙上在壁炉两旁都挂着制作精美的花毯，草枝做成的装饰物从天花板上直垂下来。这儿的布置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有的设备都很现代。我和珍妮偶尔光顾的伯高夫是一家法国餐厅，那里的客人很多，熙熙攘攘，没有这些繁复的布置，也没有现代的气氛。而这儿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充满了乡上气息，我感觉德国人本身的观念在变，贝斯马克餐厅就是一个好例子。
虽然今天来的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古朴的餐厅，但难得有机会到高级饭店吃饭，我决定好好吃一顿。
我们吃饭时只说了几句话，珍妮通常都能装得若无其事，而今天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看起来她很想了解我新工作的情况，但打死她，她也不愿主动问我，那不是她的风格，她在等我主动把自己的事告诉她。
最后，当她吃草萄奶油蛋糕的时候，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说：“我想你不会喜欢我的新工作。”
她把叉子上的奶油蛋糕放到嘴里，微微耸耸肩，笑着说：“你叔叔不能给你安排一个高职，这需要时间，是吗？”
“珍妮，我根本没有让路易叔叔给我安排工作。”
珍妮一愣，然后把又子放到盘子上，睁大眼睛看着我，说：“我不明白，你辞职了，那你为什么……”
“你知道我会从事什么职业，我总是谈到的。”
“我知道？”
“想一想，该死，我们已经订婚了，我想你应该比别人更了解我。”
她手里摆弄着我送给她的那枚钻石戒指，想了想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那根本行不通。”
“是的，但那是我要做的。”有时我确实很固执。
“你的意思是要做个私人保镖，就像电影里的里卡多·科兹一样吗？”她的表情说明她认为这不可思议。
“是的，但是我不会吸烟，也不会有个漂亮的秘书总跟着我，最重要的是我做的不是私人保镖，而是私家侦探。你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那么做。”
她轻轻咬了一口蛋糕。
我说：“我想你会不高兴的。”
“我说我不高兴了吗？”
她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我能未卜先知。”
“你想过让你叔叔给你找个工作吗？”她又回到原来的思路。
“没想过。”
“那么，你为什么要辞职呢？”她放下叉子，专注地看着我。
“你以为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不想卷入奈蒂枪杀事件，还是别的事件？”
我还没有告诉她整个事件的经过，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也许我应该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她，既然她终究会成为我的妻子，那我就应该充分地信任她。于是，我讲给她听。
我讲完以后，她生气地摇着头说：“他们只是进来把你拽了出去，甚至没告诉你要干什么吗？卑鄙小人！”她又摇了摇头，说，“但是，为什么辞职了呢？”
“你还不明白吗？不明白他们找我的原因吗？”
她耸耸肩，然后说：“我猜可能是林格尔案件。”
“是的。”
“他们想让你在审判奈蒂时为他们作证。”她有点明白了。
“是的，我会为他们作证。”
“如果你呆在警察局里，为他们作证，会得到一些好处的；你帮他们隐瞒实情，却又辞职了，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得到了一件东西，我会得到私人侦探的许可证。”
“喔。”
我给她讲跟舍迈克的会面时，她显得很高兴；我给她讲同奈蒂的会面时，她有些害怕；当我讲到道维斯时，她兴奋极了。
“内特，你脑袋里少很筋吗？为什么不接受道维斯的好意？”
“在博览会期间监督扒窃就能挣到三千美元，即使没有其他主顾上门，我这第一年也会开门红的。”
“那是小事，你能从你叔叔和道维斯那儿得到更多的好处，你能在银行或商界得到一份真正的工作。”
“不，珍妮，我已经开始营业了，现在我是A…I侦探事务所的主管。”
她迷茫地看着桌子中间银色烛台上闪烁的烛火，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房子又在哪儿？”
“我银行里还有一笔钱，目前不必动用它。但是我想咱们还得等一年，先看看我的生意怎么样，如果生意不好，我就想别的办法，这样能令你高兴起来吗？”
她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说：“内持，我是为你着想。”
“那么请相信我。”
“我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