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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卡奇看着娜塔莎。
“圣安娜医院打来电话，”朋友说，“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卢伊莎被送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在卢伊莎的包里找到一张达莎的名片。”
“谁打的？”
“他们什么都没说。”
圣安娜医院规模大得像座小镇，坐落在巴黎的另一头。我们正好赶上堵车，过了两小时好不容易才赶到。
卢伊莎躺在复苏科。脑袋像个头盔，缠满了绷带。有一块可怕青伤的左眼肿了起来，脸上和脖子上满是血痕，床单遮着的身体显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个女警察在床旁看着小说。看见我们，她放下书威严地问：
“你们是谁？”
“老熟人。医院给我们打了电话。是谁把她打成这样的？”
“您不是法国人。”姑娘口气非常肯定地说。
娜塔莎火了：
“我一年交的税足够全法国一半的警察开工资。再说了，这也扯不上国籍！”
那位法律威严的捍卫者，一下子亲切地笑了起来：
“我不想得罪您。只是受害人在说胡话时一直叫着几个外国人的名字，而我又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名字。如果你听了，可能就弄明白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暂时什么也不知道。”
原来是售房经纪人叫的救护车。他是来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房门没锁，于是他发现躺在前厅楼梯口的卢伊莎，浑身是血，昏迷不醒。
赶来的医生立即判定她是颅脑伤和肋骨骨折。警察试图恢复事发情形，并得出一个结论：夜里屋子里钻进来一个小偷，他不小心弄出声响，惊醒了女主人。卢伊莎穿上睡衣，走到走廊。躲在窗帘后的歹徒拿起小凳子砸在她的头上，并把她从二楼推了下去。不省人事的姑娘滚下楼梯，摔断了肋骨。但歹徒还不放心，也走下楼，用脚狠狠踹了不能动弹的卢伊莎几脚。歹徒踹在她的脸上和肚子上。不知为什么歹徒不想打死她，而只想使她变得丑陋。
这种少有的惨无人性连警察也感到震惊。歹徒让受害人淌着血，自己却不慌不忙地一一翻开卢伊莎准备搬家打点好的小箱子和包袱。入室的偷儿拿走了什么东西没有，警察也不清楚。卢伊莎躺在床上，连医生也怀疑她是否会平平安安。
我们在不幸的人儿旁边坐了一会儿，为自己束手无策感到痛苦。在回去的路上，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说：
“有意思，他们在找什么。你知道吗？”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沉默了一会，我就向她坦白了一切。
“天哪，”得知了真相的朋友说，“你可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把别人的财物藏了起来，而歹徒在到处找它。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还回去。”
“那怎么做？在《巴黎晚报》上登个公告？说我们找到了无价的钻石，谁需要就来拿。”
娜塔莎陷入沉思：
“应该搞清楚，这些钻石是谁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摇了摇头：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歹徒爱吃红十月糖果厂生产的委陵菜夹心糖。他在翻找我的卧室时曾经掉了一颗。”
“也就是说，这是个俄罗斯人。哎，你怎么不把装着钻石的盒子放到桌子上？他拿走了就不会再纠缠了。”
“当他翻遍了我的屋子，搞坏了酥饼和果酱时，我还不知道他在找什么。而现在他再也不来了，钻到熟人家里去了。大概他认为，我把财宝交给谁代为保存了。既去了柯思嘉和列丽卡的家，又去了卢伊莎的家，此前还溜进了奥克萨娜的家。”
“听我说，把这事告诉卓尔施！”
“绝对不能告诉他，只能我们知道。不要把局长搅和进来。他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我们驱车回到家中，决定先谁也不告诉。
第二十九章
奥丽娅自我感觉很好，于是医生准她回家。我们给未来的妈妈在三楼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不要跟怀孕的老婆睡在一个房间，”奥克萨娜命令道，“她需要安安静静地睡觉。孩子出世就够你忙的。”
阿卡奇开始还沮丧地反对，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当奥丽娅被接回来时，他立刻带她去了三楼。
为了迎接奥丽娅回来，大家安排得很隆重。桌子上装点着一大束玫瑰——这是深爱着她的丈夫设计的。床上放着新的浴衣和睡衣——这是会关心人的玛莎送的。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大盒巧克力，这种显然对孕妇有害的糖果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娜塔莎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甜食，她决心同奥丽娅分享自己的快乐。我送的则是几本侦探小说和一筐粉红色的毛线。
当儿媳终于上了三楼，在沙发上安顿好之后，路易开始敲门。他狡黠地笑着，端来一盘奥丽娅特别爱吃的刚做的酒味贻贝。
深受感动的姑娘号啕大哭。
“你们大家对我多好啊！”
“才不是呢，”阿卡奇扑哧一声笑了，“应该对你非常好。你现在不过是装着我们孩子的一个盒子，所以我们关心这个盒子是否完好无损。”
我们制止了夫妻俩耍嘴皮子，去了餐厅。
“应该把一楼的客房腾出来，让奥丽娅住在那儿。”娜塔莎说，“爬楼梯上三楼她吃不消。”
“没事，没事，”奥克萨娜安慰道，“锻炼对身体有好处。慢慢地上楼，慢慢地下楼。而且三楼很安静，一点不吵，也没有电话。”
她刚刚谈到电话，电话就响了起来。医院里的护士通知说，卢伊莎醒过来了，要我赶快去医院。
卢伊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苍白的小脸，黑黑的眼圈。鼻子显得又尖又长，鼻孔插着细细的氧气管。一些管子和药瓶堆在病床周围。一些古怪的仪器在床头闪烁着点点绿光。一双蜡黄的手无力地摊放在被子上。
但她终究是醒过来了。甚至当我出现在病房时，她还试着笑了笑。尽管她笑起来更像是在做鬼脸。
“卢伊莎，”我含着泪轻声说道，“你一定会康复的，去上艺术学院，然后我们再高价买你画的画。暂时忍忍吧，一切都会过去的，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最新的药品，最出色的护理。”
我说着说着，也不相信自己的话了。姑娘看起来气色非常差，只比死人多口气。抓到那个歹徒才好呢，他把这个不幸的人变得这么难看！突然我明白了，卢伊莎想说什么。她双颊发紧，嘴唇无声地翕动着。我把耳朵贴在她的脸旁，竭力想捕获一丝声音。
“季马，季马。”卢伊莎低声说。
“你是想让季马到这儿来吗？”我很吃惊。
卢伊莎双眼满是泪水，她的双唇又动了动：
“季马，季马。”
“我现在就去接他来。”
姑娘勉强摇了摇头。
“季马，季马打的。”
我吓得惊慌失措。不，大概我没太搞明白。或者不幸的人儿被打得头脑发昏了。
“你想说是季马把你弄成这副模样的？”
卢伊莎用出乎意料的力量点了点头：
“季马，季马。”
“卢伊莎，也许你认错人了？警察说，歹徒是从背后袭击你的。你不可能看清他。而且季马也没缘由要打你呀！”
泪水沿着姑娘的脸庞流下来。
“季马，季马打的，我看见了季马，他用脚踹的。”
病人变得异常激动起来，开始在床上辗转不安。我叫来护士，她马上给卢伊莎打了一针。过了几分钟，卢伊莎抓着我的手睡着了。她的手指冰凉潮湿，当我抽出手掌时，她的手指怎么也不想松开。
卢伊莎的主治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他正坐在主治医师室的电脑旁。
“我想了解一下卢伊莎的身体状况。”
“您是谁？”
“我是她要好的朋友。怎么，这种脑伤会造成头脑不清醒吗？”
“那是自然。颅脑伤是个可怕的东西。头痛、呕吐、健忘、鼻子出血、听觉丧失——其后遗症远远不止这些。”
“会产生幻觉吗？可不可能她现在还记得那个袭击者的名字？”
“当然可能啦，但我经常提醒警察，在询问类似受害人时要特别小心。而且他们通常会受到作用很强的药品的影响。现在她觉得什么都记得很清楚，但这类病人常常是在胡说八道。不，如果是我才不会信任这样的证人呢。怎么，你的朋友说出了某个人的名字？警察要我记下她说出的一切。”
“不，只是胡乱嘟哝了几句。什么样的诊断，才能表明卢伊莎可以逃过一劫呢？”
主治医师两手一摊：
“我又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先治疗然后再看。今天我们有效力非常大的药。幸好，不需要进行头骨环锥术。”
晚上我忧心忡忡、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正赶上家里的人在吃晚饭。热菜上了一道血肠炖苹果。我留意地观察着季马怎样收拾那多汁的灌肠皮。留在巴黎明显对弃儿有好处。他的脸上一副不慌不忙、悠然自得的模样。经过美发师修剪过的浓密的浅色头发打着漂亮的波浪卷。他再也没有穿那身洗烂了的足球衫和印度牛仔裤了。在这非常凉爽的秋夜，他穿着浅驼色的古奇牌衬衣，深蓝色列维斯牌牛仔裤，脚登一双巴诺莉妮牌皮鞋。当然不是很贵，但也不便宜。而且季马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巴可·拉班纳牌香水的味道。有意思，他所在的公司给他开多少工资？他从哪儿弄钱买这些东西？
不管是我，还是娜塔莎近来都没给过他一分钱。也许是阿卡奇赞助了这个在这儿住惯了的二流子？
季马放下美味的血肠看着我。
“喂，你的实习期多长啊？”我看着他的眼睛问。
“他们说还得半年。到时再看。”
“那你打算这段时间还和我们住在一起？”
“怎么，烦我了？”
“那倒不是，我只是想，万一你想租房子呢。”
“哪会呢，”季马笑了起来，“我对你们已经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