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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起来很像一个废弃的阁楼。低矮的顶棚，木头房架。角落里有一个圆圆的、落满了脏物的小窗户。靠墙堆着一堆不知是抹布还是干草的东西。到处是破烂——一把烂椅子、几双破鞋。一些包装盒和箱子堆在我的脸旁。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我试着动了动。哪能呢？我身上穿着独特的拘束衣，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为什么我被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未必是亲爱的朋友们给我穿成这样的，很可能是谁想收拾我。凶手即将出现……由于害怕，我使劲在地上滚，但徒劳无功，一无所获。怎么办？我一时又气又急，差点没发疯，一双眼睛只好继续在阁楼里扫来扫去。突然一个像切丝机的奇怪东西进入了我的视线。住在乡下的祖母刚好有这样一个大家伙，秋天用它切出堆积如山的可口白菜丝。它长长的刀刃很适合切鼓鼓的圆白菜。我也希望，这个切丝机同样锋利。可怎样才能靠近它呢？我躺在这边，而它在我对面的角落里，爬过去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滚过去！
我鼓足了劲，试图脸朝下翻过来。试了三次终于成功了。接着再脸朝上地翻过来。过了一会儿，我就滚到了切丝机旁，侧着身子开始在上面摩擦。我满头大汗，带子绑着的地方由于出汗而奇痒无比。由于紧张，我的肚子开始疼痛，特别想上厕所。不知何时，我突然觉得左手可以动弹了，接着我的双手挣脱了带子的束缚。我又使劲挣脱出双脚。这样，我终于可以自由地站起来了，由于虚弱，我晃了两晃。阁楼的惟一一扇门被锁住了。
急中生智，一眨眼的工夫我就把几个箱子拖到脏兮兮的窗户前，打碎玻璃，我的脑袋就伸到了窗外。幸好，离地不远——我是在二楼，不高。
我哼哼着爬过窗户，双手吊了一会儿，然后就像个袋子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从脚踝到大腿传来阵阵剧痛，站起来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还跌在了一丛野生的悬钩子灌木上，现在除了腿上的伤痛，又加上了多处擦伤和挫伤引起的疼痛。
我躺了一会儿，试图站起来。原来，我甚至可以慢慢走动。我感到我像个女妖，一瘸一拐地慢腾腾沿着围墙走着，看见一扇小门，我就闯到一条安静的小街上。左右两侧全是清一色好像是废弃的平房。就这样，我来到了巴黎的郊区。等等，的确，我还不知道这是在哪儿，现在我去找找看，这条街叫什么。
在街道拐弯处挂着一块蓝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让人搞不明白的“Oberstrbe”。多么奇怪的名称啊，我还从未听过呢。我拖着残躯走过陌生的街道，疼得不时哼哼两声。天哪，能碰见个人或者电话亭也好啊。报警是免费的。
好不容易挨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向左拐，到了……一条宽敞的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鳞次栉比的商场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巨大的噪声吵得我头脑直发晕，我靠在墙上，竭力使双膝不再颤抖。
一个身穿制服、警察模样的男子向我走过来：
“Kann ich helfen？ Was ist los？（我可以帮你吗？出什么事了？）”
“天哪，说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明白。你说的那种语言我听不懂。”
“Sind sie krank？（您病了吗？）”那男子继续说。
突然我觉得天旋地转，耳朵像被帽子罩住似的，听不见声音，随即光线在我眼前也消失了。
后来，我听到有人在小声地对话：
“Nicht so schnell； bitte。（不要这么快。）”
“Aha； sie hatdie Augen geffnet！（啊哈，她的双眼睁开了！）”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瘦瘦的年轻男子亲切地笑着，对我说：
“So； wieheiben Sie？（好吧，您叫什么名字？）”
我看着他问：
“我在哪儿？”
“Sprechen sie deutsch？（您说德语吗？）”
“Deutsch；”这个单词我是知道的。医生竟然讲的是德语！我像个白痴，用手指着胸口说：
“不，不，nicht franzusich！（不，法语！）”
医生惊讶地耸了一下眉毛，走出病房，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位年轻的护士回来了。那个护士讲着蹩脚的法语：
“你是外国人？”
“我在哪儿？”
“在不来梅医院。”
“哪儿？”
“在不来梅医院。”
“怎么，法国有个不来梅？”
护士带着同情的神情看着医生。
“不，德国的不来梅。”
“怎么，我到了德国？”
“是啊，”护士耐心地继续说，“在不来梅市。”
“那我怎么到这儿的？”
“救护车送来的。被警察送来的。您的腿脱臼了，身上有多处碰伤和挫伤。请告诉我，您的姓名和出生年月。”
“我可以往巴黎打个电话吗？我想叫家里的人过来。”
护士把脸转向医生，两人咕叽了一会儿。终于郑重其事地拿来一部手机。我用不太听使唤的手指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娜塔莎。她听见我的声音就开始呜呜地号哭起来，后来终于想到了去叫精通德语的阿卡奇。
阿卡奇开始同医生谈了起来。多么可怕呀，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多么可怕的语言呀：难听、吵嚷而又不连贯，不像法语那么清晰悦耳。我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
家里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赶过来了。医院还没送来早餐，他们就已经到了：娜塔莎、阿卡奇和奥克萨娜，还好孩子们没带来。
“你知道吗，卓尔施在法国到处找你已经连续三天了？”儿子一进门就在吼。“警察局也惊动了，我看够了各种各样面目全非的尸体。”
“哪怕只有一点像你的淹死的人，他们就粗鲁地胡乱塞给我们，”娜塔莎跟着说，“简直要疯了。”
只有奥克萨娜平静地看着他们。
“我同样也不喜欢，”奥克萨娜接过话茬说。“我一直在等去解剖室看你那张丑脸。”
“你能不能先问一下我的感受，”我委屈地说。
“不，这是你曾经在哪儿对我们说过的，”阿卡奇又开始大叫，“你是怎么到德国的？多荒唐啊，等着吧，我们把你弄回家之后，交给卓尔施，你才知道锅是铁打的！”
病房里一下子冷起来……我可不想见局长。他多半会凶巴巴地把我大骂一通。以防万一，我倒在枕头上，开始示威似的哼哼起来。
“别装了，”奥克萨娜笑道，“脱臼又不会要命。况且已经给你打了止痛针，很可能你哪儿都不疼。你还是讲讲，跑到哪去了吧？”
“不知道，我在阁楼里。”
“在哪？”
“在不知是什么房子的阁楼里。我甚至怀疑，过了那么长时间，腿直发抖，恐怕他们没喂我一点吃的东西。”
“我们走，阿卡奇，我想和医生谈谈。”奥克萨娜说。
说着他们就上走廊去了。
娜塔莎困倦地叹了口气说：
“又犯老毛病了，老爱听惊险故事。”
第二十七章
过了一天我回到家里。卓尔施是午后来的，他叫所有的人到餐厅去。好奇的娜塔莎、奥克萨娜、郁郁寡欢的季马、激动不安的孩子们、不动声色的阿卡奇，以及我这个满怀懊悔的顺从的仆人坐到了圈椅里。几只狗在脚边蹿来蹿去。
“好了，我亲爱的，”局长用甜甜的嗓音说，“现在你讲讲所发生的事情吧。”
我耸了耸肩：
“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开始卡罗琳邀请我喝咖啡，然后……啪，我就到了德国。”
“哼，卡罗琳，”卓尔施拉长声音说，“原来如此。我可是求过你，要你别插手，不要管闲事。但你却总是不听，所以才搞成这个结果：警察不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亲爱的夫人在帮助他东躲西藏。”
“我怎么帮他东躲西藏啦？我连谁杀死了弗朗西斯科都不知道。嗯，错就错在，我想同卡特英谈谈，就算我去了绿色茅屋，就算我翻了谢琳娜的房间，好像真了不起似的！”
娜塔莎打断我滔滔不绝的辩解：
“卓尔施，亲爱的，你把发生的一切按顺序讲讲吧。”
于是局长开始叙述：
“这事说来话长。在弗朗西斯科的母亲秀赞娜饱受贫穷折磨时，她决定把一个孩子送去读书。不幸的秀赞娜从酒鬼丈夫列奥那儿得到的只是遍体青伤和淤肿。只有很少几天丈夫不喝得酩酊大醉。列奥曾经是个手艺很好的木匠，干得一手好细木工活，挣得也多。但他慢慢地荒废了手艺，存的几个钱也从老婆那儿要来花完了，家庭处在赤贫的边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秀赞娜就会怀孕。的确，绝大多数孩子不是因为饥饿就是因为疾病在婴儿时夭折了，只有两个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就是弗朗西斯科和安雷。
“当兄弟俩满一岁时，夫妻俩才明白，他们是养不活两个孩子的。孩子们在父亲的百般折磨下依然长得很健壮，活了下来。那时列奥要妻子留一个儿子，把另一个送到哪里算了。
“生性胆怯、备受丈夫折磨的秀赞娜不敢说个不字。就这样，安雷有了新的爸爸妈妈——罗若和柯洌。如果是弗朗西斯科送给了罗若，而安雷留在家里的话，不知会是什么结果。但这只是毫无意义的假设。
“生活照常过了下去。对于弗朗西斯科来说，这是贫困、充满苦难的童年。幸运的是，在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列奥去世了，撇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秀赞娜成了寡妇后，日子过的反而好了些。她终于可以在晚上休息一会儿了。有时她还给自己找乐：买个收音机或买件新上衣。生活变得井然有序，再也不用花钱养个懒汉了，家里也开始出现了奶酪、黄油和糖。秀赞娜不停手地给别人收拾屋子，洗熨衣物。
“弗朗西斯科长成了一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