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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译写”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论在事先是否有所预料？
任何新的形式都会引起争议，此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尝试，首先是因为目前翻译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精华的损失，造成大部分的翻译书阅读困难。有很多适合大众阅读的优秀国外小说，翻译成中文以后都变成了小众图书。谭恩美作为美国著名的华裔作家，其作品的水平自不待言，但她在中国的知名度始终不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的现象。我希望通过这次尝试，能够让本书的阅读更加通顺，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认识谭恩美及其作品，我相信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沉没之鱼》的作者谭恩美女士表示，她能认同“译写”这样的翻译方式，但同时也在存疑：她的思考能留下多少？在您看来，您的译写与原书的基调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持？您的“译写”主要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变？
我的工作是根据基础翻译稿，对中文文本进行语言上的调整和润色。因为很多翻译过来的文字，会有很浓郁的“翻译腔”，极不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我会根据自己的个人风格，将小说语言变得更为通顺，最大限度降低阅读障碍，让普通读者也可以轻松地阅读。而至于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人物脉络，我基本上并没有做改动（除了出版社要求必须修改的以外）。谭恩美在原著中体现的思想和情绪，我也完全保留在中文本内。
现在有这样的说法，认为找您来在中文翻译稿的基础上进行改写，是为了方便市场推广，而且出版社也默认，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这本书畅销的是您，而不是作者本身，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一本书的畅销有许多原因，除了书的内容之外，当然也与作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有关。我承认本书的畅销，必然与封面上我的名字有关，但这并不能改变本书是谭恩美原著的事实。而将谭恩美及其小说推广到更多的读者中间，既是我的愿望，也是出版商和谭恩美本人的愿望，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我认为本书的原著，以及中文本的内容都是不错的，对读者还是有很强吸引力的。
对于一些出版社和作家对“译写”的否定态度，您怎么看待“译写”这种翻译方式的前景？如果您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发行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您能否认可这样的翻译方式？
因为本次是全新的尝试，所以我也不能预料未来是否还会有这种形式。今年，我的两本书《病毒》和《诅咒》已在俄罗斯出版，据介绍是由俄罗斯的汉学家翻译的。将来我的其他小说在欧美出版时，如果有斯蒂芬？金这样的作家来为我“译写”，我将感到荣幸之至。
除了业界对“译写”这种翻译方式的争论之外，读者对该译本的反应怎样？
普通读者并没有业界那样的争议，他们关注的还是文本自身。我也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大部分的反应是好的，认为文笔流畅可以无障碍地读完。
日前，在一次会议上，百名译者、研究者与出版者发出倡议和呼吁，“反对借‘编译’、‘译写’掩饰译文的失实；提倡翻译实名制，译作要公示译者的外文学历及翻译经历。”对此你有何看法？
具体到《沉没之鱼》的“译写”，绝不是为了掩饰译文的失实，因为在有基础译文之前，就已经定下了这种特殊的方式。我认为恰恰相反，《沉没之鱼》的基础译文还是相当准确的，正因为其准确才可能出现“翻译腔”，出现令汉语读者不适应的感觉，所以要通过我的处理来使之更适合阅读，用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将基础译文再“翻译”一遍。至于译者的外文学历及翻译经历是否要公示，我觉得这完全是出版商和译者的自由选择，我也不认为只有高学历者才能翻译。有的译者尽管外文学历不高，但并不等于其外文水平及汉语表达水平不高。
关于《沉没之鱼》的出版，有意见认为，作为出版物署了原作者和译写者的名，却没有翻译这一程序的译者署名，这是对翻译者的不尊重。您怎么认为？
首先，这种署名方式确实考虑到市场。其次，据我所知，如果著作权人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在整体过程中的因素而主动放弃署名，也就不能说对他的工作不尊重。
这些年来，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在慨叹现在翻译质量的下降。你有这种感觉吗？你认为提高翻译质量有哪些事情要做？“译写”是一种途径吗？
由于我没有比对过我所认为的“翻译不好的作品”的原文，所以也难以确定是否真是因为翻译的原因所致。但译文的晦涩难懂、冗长等问题确实存在，许多优秀的现代西方文学作品，译成中文以后却大失所色，读之令人非常失望。我也与一些翻译界的前辈有过直接交流，比如《达？芬奇密码》等丹？布朗作品的译者，著名翻译家朱振武教授，他对我谈过当今翻译界的种种问题。提高翻译质量有多种途径，而提高译者的汉语水平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沉没之鱼》的“译写”，根本原因也是基于对我的汉语水平的信任，才会邀请我来担任这一工作。
译文有如女人，译者有如叛徒
肖毛
一
我无法品评蔡骏《沉没之鱼》译写本的得失，只是在此谈一谈译写形式的新旧问题。
往前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从三百多年前找到确凿的译写证据。据周作人《明译伊索寓言》一文介绍，西安在1625年出版过一种据意大利人金尼阁口述记录而成的《伊索寓言》文言选本，题为《况义》，译文中含有很多“中国特色”：
“一犬噬肉而跑，缘木梁渡河，下顾水中肉影，又复云肉也，急贪属啖，口不能噤，而噬者倏坠。河上群儿为之拍掌大笑。义曰：其欲逐逐，丧所怀来，祌也可使忘影哉！”尽管无论从周作人的希腊文译本还是从英译本里，都找不到“拍掌大笑”的细节，连故事寓意也差不多算译者的创造，有严重的译写倾向，我还是觉得这个新增的细节挺好玩，结尾寓意也不太坏，虽然有点借题发挥的嫌疑。
二
外国人在翻译《伊索寓言》时，也采用过“译写”方法。《伊索寓言》自正式成书以来，曾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和文体，却很难找到两种内容完全相同的译本。
这是为什么？乔治？菲勒？汤森在《伊索寓言》英译本前言中披露了部分内幕。原来，早在四世纪时，就有很多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着手按自己的意愿修改《伊索寓言》，据说是为了训练思维。教会也不甘落后，把《伊索寓言》当作小飞刀，狠狠扎向其他教派，凡是不合本派教义的《伊索寓言》事先都被他们悄悄改写过。此外，世界各地的译者在翻译《伊索寓言》时又干了不少借旧瓶装新酒的事。结果，屡遭侵权的伊索如今只被看作《伊索寓言》的作者之一，就算伊索再生，也不得不丧气地承认，《伊索寓言》早已变成众多著译者集体经营的大买卖，假如告到法院，他恐怕连51％的股份都拿不到。
比伊索还冤的是著名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因为世界各国曾对其著作《历史》第二卷中的一个故事进行过令人叹为观止的“译写”，结果却没有署上他的大名。
那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埃及有个叫拉姆普西尼托司的国王，让工匠为其修建藏宝石室。工匠死前，将进入石室的秘密告诉了两个儿子。他们前去盗宝，一死一逃。国王用尽办法，甚至让公主作娼妓，在黑暗中问男人在哪里生活得最幸福，希望用这种方法找到在逃的工匠之子，却屡次被斗败。最后，国王认输，把公主许配给工匠之子。
如今，你可以在《格林童话》中找到一篇据此改写的《神偷手》。据外国学者综合考证，罗马尼亚、卡拜尔、克什米尔、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荷兰、丹麦、中国西藏、斯里兰卡、俄罗斯、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故事高手都曾轮番上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孜孜不倦地对这个故事进行“恶搞”。这些被改写过的故事一般都写作《两个贼》，细节却各有异同，它的意大利版本甚至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部分情节移植进来，把故事改装得格外热闹。原故事中国王派公主做娼妓的细节不太合理，也不适合儿童，很多版本都未采用。不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公主问虚竹在哪里生活得最快乐的细节，倒很像是据此改编的。
三
也许，有人会说《伊索寓言》和《两个贼》属于儿童文学，纵使经过反复译写也没关系。其实，成人文学作品照样多次经过译写或改写。
1899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刚一面世，立刻引起“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此书是文言译本，译文又做了大量增删，属于标准的译写，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提起，因为它具有连原著都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
此后，中国相继出版过各式各样的译写、译述和改写作品，如陈独秀和苏曼殊译述的《惨世界》，伍光建译述的《侠隐记》，郭沫若改写的《西洋美术史提要》，等等。
建国后，译写和改写的行情依然看好，与直译三分天下。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傅东华据英译本翻译的散文本《伊利亚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杨宪益译散文本《奥德修纪》，它们虽未经译者改写，译者所据的英文本却是改写过的。如今，我们有了据希腊原文翻译的《荷马史诗》，这两种译文却仍有宝贵价值，恰如《荷马史诗》中译者之一陈中梅所说：
“傅东华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伊利亚特》完成了前辈学人全译这部宏伟史诗的宿愿。尽管傅本转译自E。V。里尤的英译本，但译者的文笔功力仍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马史诗雄浑、苍劲的古典风范。”
对《巴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