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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血液里换不掉的血型，与生俱来，与我相安为伴。 我把空中小姐送给我的报纸丢在身边空着的座位上，松弛身体闭目养神。飞机正在跑道上颠动而呼啸地滑动，于是我让自己从头到脚沉浸在奔赴一种深挚友情的震颤中。然后，我睁开眼睛按动右手扶把上的黑钮，试图把椅背向后倾仰，以便使那被长期的职业需要弄得僵紧的脊椎骨尽可能放松。 在我向右下方低垂目光的一瞬间，我的余光瞥到了那张《人民日报》，一行醒目的“吊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的黑色字幕闯入我的眼睛。 我与尼克松的关系其实只是我与尼克松时代的关系，当我忽然看见尼克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也只是我幼年时天真、忧戚、单薄而无辜的生活，我坐在一幢有着深栗色窗户框和麦白色窗户纸的老式大房子里，坐在我父亲在那红色年代中绝望、愤怒的目光里，这目光堵住了我嘴角中鲜花烂漫的童音。我看见这个小女孩双手抱着在贫瘠的梦幻中那瘦骨嶙峋、摇摇晃晃的膝盖，睁大惊恐的眼睛，干枯焦黄的头发如同风中的野麦，她不会梳头发，她在等妈妈回家。她站在纱门外宽阔的前廊上等，站在四合院漆黑残损的木门前等。麻黄色的晾衣绳在她的身后悠悠荡荡，一筹莫展的猫咪耐性极好地在空洞的院子里散步，夏日黄昏的小风环绕她麻秆一般细细的颈间。她像企图过马路的小狗一样东看看西看看，然后猛地蹿到胡同对面的那块高大的白石头上边去，她站得高高的，以便早一分钟看到妈妈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露出身影。没有妈妈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而这个小女孩还算不上是一个女人…… 早在尼克松时代，女人就已在我心中奠定了她在这个世界的辉煌。当一个男人颐指气使地发脾气时，就会有一个女人母牛般默默地忍受，她们像我童年院子的那棵梨树，浑身上下被东拉西扯沉甸甸的晾衣绳索拴紧坠压，一日日忍辱负重，却依然绽出幽香温馨的梨花。 那一天，我拿起了身边的《人民日报》，映在脑子里的却是童年的一幅幅黑白拓片画。然后，我把报纸放在一边，打算一同放下那遥远的往昔。 我扭过头望望舷窗外边渐渐贴近的蓝天白云，云朵像一只只硕大的白兔悠闲地玩耍。阳光很朗，光线金黄，机翼在琴弦似的光芒上轻曼地拨动，一群群银铃般的嗡嗡声舞荡弥漫……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混杂在童年小学校里稚嫩的童声齐唱当中，几个跟随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美国佬，高兴地听我们演唱，他们听不懂歌词，他们走上前来抱起我们，一个个亲吻我们的脸蛋……记得，我喜欢尼克松们这些长着大鼻子的美国佬。 机身抖动了一下，我从机窗外收回了目光。 我在心里说，再见，尼克松，永别！ 好像我此行是专程为了在飞机上与尼克松告别。在高空中天堂的门口。 旅行时身边无人与你搭话闲扯是最大的一件美事。现在，我将拥有一百零几十分钟的时间独自守候内心里的一个人，一份与殒楠有关的温馨的记忆，这是多么好。如果能够放松神经地与自己单独相处，那么我愿每隔两三个小时吃上一粒乘晕宁，使我的生活永远在天上，在飞翔。 我相信偶然和缘分。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 这会儿，我和殒楠不忙不慌地坐在候机室里，我们将一同从这个低矮的山腹盆地飞往我的家乡——N城。我们不急，不想混杂在棘丛似的灰不溜秋人群里蜂拥而上，不想把我们从容的脚踝埋没在身前身后一包包肥头大耳的行李下，埋没在随意丢弃的空啤酒罐以及横倒的可口可乐的纸杯里。我们打算在飞机起飞之前十分钟登上机舱。 我对殒楠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我不习惯在天上用厕所，那儿离上帝太近，人间的事，无论是我们女人的还是他们男人的，凡与性器官有关系的问题，最好在地上解决，因为上帝是无性别的，我们不要骚扰人家。 殒楠笑，她的象牙似的整齐细密的牙齿，像一排光滑的小石墙悠然打开，使得从那里边滑溜出来的每一声笑声都银子般闪闪发亮。 我的朋友殒楠是个天性快乐的女人，一个显得安静而孤独的享乐主义者。她不像我那样总被一些想法纠缠来去，把自己的精神逼到一种绝望的边缘犄角，一种情绪化的顶端，我总是执拗地把自己的脚步煽动得不顾一切，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
破开（5）
殒楠不。她常常不动声色地伫立在人群里左观右望，即使是在肮脏得连天空都失去蓝颜色的生意场，她也能心平气和地用她那双沾满小提琴敏感乐声的手指与那些肥硕的专门用来数钞票或者专门操纵印章的大手把握，屏息忍住咽喉的干涩，然后站立在阳光之下游刃有余地咽下人世间最冷酷的现实。 但是一转身，你看到的依然是她轻松而迷人的风采。 殒楠说，“一个人若不能常常变傻，就成不了大人物。川岛芳子说的。” 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无论是在她那茶褐色的柔情的家乡，还是在我生活的这座连太阳都弥漫着功利之光的硬邦邦的N城，她对我说，“我们真是棋逢对手，天作地合。” 但我知道，在坚硬而现实的生活里，我远没有她那么富于弹性。 这会儿，她倚在那蓝得发凉的候机室的椅背上，表情显得比往日严肃。她松软的澈水一般的目光一动不动落在我的眼睛上，并企图穿过它，在我恍惚不清的思维网络里碰撞到什么掷地有声的东西，又仿佛在用力抓住她自己脑袋里最隐深处某种一闪即逝的念头，或者摆脱某种纠缠不去的却不该存在的什么问题。 我以为她正在走神，没有听到我的话，便转身朝向卫生间方向。 我多年来长久不衰地喜爱着走路的双腿，如同两棵悠闲柔韧的丁香树，散漫随意又稳立自守。有时候我依赖它胜于依赖我的脑袋，因为它经常能够替代我的头脑总结出诸如“没有前方……”或者“后退是前行的另一种方式，退一步海阔而天空”之类的道理。当我的一只脚刚刚在光滑如冰的地面上踏出清脆而小心的一步，殒楠低哑的嗓音便追上我的后背，贴在我的脊骨上： “嘿，……” 我转身。 我看到殒楠的眼睛也许是被午日白晃晃的阳光刺耀的缘故，空中旋转的尘埃晶亮地透过落地的硕大玻璃窗，把粼粼水纹投射在她的眼孔里，她的栗黑色的眼眸散发着琥珀般剔透的莹光。 “怎么？”我说。 她瘦削的脸孔有一种冷静的激情，“你不知道你自己就是一种上帝吗？”她说。 “什么意思？”我一时抓不准这模糊的拥有多种语义可能性的句子。 “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好像都没有性别了。那个问题……”她顿了一下，“那个问题……好像已退居到不重要的地位。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好啊，”我笑，“那就为我们的无性别角色干杯！” 说完，我仍旧转身，朝卫生间走去。 当我尾随一个几乎全裸着大腿的穿皮短裤的女人走出卫生间时，我看到那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在这冷风砭骨的冬季格外耀眼，仿佛两只茁壮的筷子立在地上自行移动。我想起穿着半条裙子风情万种的香港歌星梅艳芳，在那一次赈灾义演的演唱会上，她的自恋般的（自我抚摸）性感舞姿，不仅当场倾倒所有男人，而且也迷住了许许多多的女人。自从梅小姐举着一条丰腴的大腿占领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之后，我曾在N城的街道上多次见到争先裸露出来的不同年龄胖瘦不一的梅氏大腿。无论是夏日还是严冬，大腿们对于气温的干扰捣乱刀枪不入，挺拔的白桦林一般的它们从路边从从容容穿过，总是收视率极高，令路人头晕眼花。 那穿皮短裤的女人目不斜视地走过我和殒楠的位置后，我在自己刚才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与殒楠会心一笑。 “女人有时候真是一只可怜的动物，这么冷的天，首先替别人免费的审美愉悦着想，未免太大公无私了。”我说。 “人家是穿个自我感觉嘛。”殒楠说。 “但愿如此。” 这时，传来播音小姐的呼叫声，“前往N城的旅客请迅速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和殒楠看了看手表，离起飞时间还差一刻钟。 我们站起来，这时才忽然发现身前身后一片空荡，刚才婆娑不去的人群转眼间已杳无身影。殒楠把最重的两个背包都放在自己的肩胛上，把一只轻便的旅行袋留在地板上。然后，她用她那懒散傲慢却总是胸有成竹的瘦脚尖冲着那旅行袋一指，“喏，拿着。”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她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她已向入舱口走去。 她一边用力掮着重重的行李往前走，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这种女人，有成熟而明晰的头脑和追求，又有应付具体的现实生活的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能要我们呢？我们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很强大，甚至使他们压抑自卑。哪个男人愿意自找这份感觉呢？” 这时的候机室里除了我和殒楠已空无一人，玻璃窗反射着午日刺目的白光，像一堵冰墙那么冷漠。殒楠的话烟雾似的在这空洞的大厅里撞击出一股古怪的敌意。 我一边追上她，一边说，“有头脑和才能的男人，大多有自我中心，他们早已把生活看透，他们找女人，要一个家，得围绕着他的事业规划和生活前景旋转。所以，他们很清楚，找那种肯于放弃自己或放弃自己一大部分的女人，甚至压根就没有过自己的女人，才能围绕着他旋转。生活嘛，还是和没有深度的女人在一起比较轻松。你没看到吗，现在连最新潮的文学批评家都拣没有深度的女作家作品来写，招牌是‘拒绝深度’。其实他们害怕我们这种女人，我们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