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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平含泪埋葬了丈夫，从医院接回重伤致残的李会兵。年仅29岁的她，人生路口出现了两种选择：要么乘年轻改嫁，要么矢志为夫申冤。
王文平毅然选择了后一条坎坷路。她还不得不挑起一个破碎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个家有84岁的老爷爷，还有体弱多病的公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整天跟她闹着要父亲。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王文平把苦水、泪水往肚里咽，受尽艰辛，目的只有一个：惩治凶手，为夫雪恨。
为了养家糊口，王文平做起了小本生意。每天天不亮，她就悄悄起床，摸黑去附近的豆腐坊批发豆腐，然后蹬三轮车进城叫卖。
她一边卖豆腐赚点薄利，一边找公安局告状。有一天，她把豆腐车放在公安局门外，车上的豆腐竟被人偷走。以后她就卖完豆腐再去告状。有时候突然听说领导回来了，她就低价处理完豆腐赶紧去找领导。晚上回家数钱，才知道亏了本。以后的几天她就想办法多进点豆腐，再辛苦地卖掉，把欠下的损失补回来。
去得多了，公安局长烦她，倒是群众有情有意。有位老大娘对王文平说：“孩子，我替你卖豆腐，你赶快去找人申冤。”
找一次，干部们就搪塞她一次，一会儿说案犯跑了，我们找不到；一会儿又说办案经费紧张，我们出不了差；找得急了，有人就说公安局不是为你开的，你让抓就去抓？
王文平很有毅力，也很有心计，为了能走进市委机关大楼，她向朋友借来一件干部式的制服，借个小包挎在肩上，甚至找来别人不穿的皮鞋装装样子。
近七年间，她去过城区公安局上百次，也去过市公安局、政法委、市政府、市委，甚至跑到省里的执法部门。她说不清走过多少冤枉路。王文平见官就下跪，跪一次她的心就颤抖一次，酸疼一次。一个年轻女子，她不在乎什么尊严，也不在乎什么脸面，为了雪洗冤情，她整整跪了7年！
后来，王文平说，她平生没有跪过父母一次，却天天跪这些不理民事的官！
然而，无论费多少心思，她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结果：一次次扯皮，一次次推诿。
罪犯能逃到哪里去？王文平不信邪。你们不去找，我找！为了掌握案犯线索，王文平到回民区里卖豆腐，她打听到了4名罪犯的住址，特意买了一条回民女人头上戴的纱巾，扮成回民样子，还学说几句穆斯林日常用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她每天睁大眼睛盯人。
首嫌马荣刚的家人，她每天都要远远看几眼。看着看着，1998年，马妻的肚子大了，怀孕了，生育了。王文平满心欢喜地到公安局报案，人家说，你看错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2000年，王文平又察觉到马妻第二次怀孕，马荣刚的妻子两次生孩子，马荣刚不在家里在哪里？但直到马家第二小孩出生，公安局里就是没有一个人信她的话。
另一个嫌犯马俊义的父亲去世了，王文平看见马俊义回来守灵、送葬，还不时有派出所干警出入他家帮忙打点。王文平实在看不下了！但她又实在太弱了。嫌犯就在眼前，她却无能为力。
难道朗朗青天，就可以任坏人逍遥法外吗？难道一个农村妇女就讨不回法律的尊严和公道吗？
夫仇未报，命运又捉弄了她几回。
1997年，夫弟媳妇不堪生活压力，撇下伤残的丈夫改嫁了。孤零零的会兵找到嫂子，要求回到这个残缺不全的家。同一年，婆婆又患了不治之症。王文平只能把这些苦水再往自己肚子里装，她一声不吭，偷偷借钱给婆婆治病。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近七年时间，王文平风雨无阻，天天去卖豆腐。一双年幼的儿女，每天站在门前盼娘归。冬天，她看见两张冻得红红的小脸，心痛得流泪；雨天，她看到站在雨中的孩子，母子相抱泣不成声。为了孩子的父亲，她头发白了，患上了青光眼、神经衰弱症，脸上出现了一条条皱纹，外貌与她的实际年龄差了很多。
然而，不管生活的担子有多重，王文平始终没有放弃为亡夫鸣冤！
李家兵被四名凶手杀害的当天，王文平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了解了发案过程，案情清楚明了，一碰即破。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起案件立案之后，四名嫌疑人一直迈着方步悠然于法律的制裁之外。王文平期待了整整七年，苦熬了七年。
看完了告状材料，我气愤难平！堂堂法制社会，竟然没有一个弱女子说理的地方！王文平是我打心底敬佩的一个当代窦娥形象。我也为执法人员的玩忽职守而感到耻辱！我们如果不去为她作主，还算什么共产党人！
此时，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雨点拍打着窗户，平平的玻璃上流着一道道“泪痕”。雨越下越大，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闷。
我在王文平的申诉书上，向市公安局局长雷党辰和城区分局局长刘金祥作出批示：人命关天，岂能推来推去？要火速破案，严惩凶手！
批示转出后，我又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叫来，要求他一天向我汇报一次侦破进度。要求干警先到受害者家里家访，听受害者家属讲案情——只有增加了对群众的感情，才能树立为民办事的信心。
在我和分管副书记卢晓中、市政法委书记王云亭的追问、督促下，到了第七天案子就破了，案犯被绳之以法。
当天，王文平到城区公安分局送锦旗，上面有她亲自绣上的14个大字：“不信天下无清官，自有公仆为人民！”
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含泪向我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王文平带着90岁的老爷爷、11岁的小儿子，还有重病在身的婆婆、痴呆发傻的弟弟，北董村的村民们也来了，足有四五百人，从局长办公室、楼道、楼梯一直排到办公楼外，黑压压跪了一大片老百姓，人人眼里噙着泪水。这泪水，无声胜有声，可以汇成河，帮助洗刷人民警察的耻辱！
公安干警列队向群众还礼，个个泪如泉涌。过去破不了案的是他们，现在能破了案的还是他们。长治的公安干警是好样的，问题出在我们领导干部的作风上。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王文平写来的一封充满热情的感谢信。
吕书记：
我丈夫被害七年（群众算虚年），终于在吕书记亲自批示和过问下，仅用七天时间，就将凶手缉拿归案。我感谢关心我的各位领导和市公安局及城区分局的领导和部分干警，你们是“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你们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我们百姓眼中，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首位，我们就拥戴谁；谁不顾人民的利益，谁就会被唾弃。
在城区分局刘局长到任之前，我也是抱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信念，一次次走进公安局的大门，但一次次被抓不住人、没办法为由搪塞而归。在吕书记来长治之前，我也曾因为公安分局“没有能力”抓到凶手，不得不上访到市委、政法委等领导机关，可各级官员都有比我丈夫被杀更重要的事而忙，而不顾。七年呐，不作为！
吕书记来了，雷局长来了，刘局长来了，我抱着一线希望和幻想，又向上反映了情况。吕书记没有当小事，雷局长感到义愤，刘局长则亲自部署，七天就将凶手拿下。我才相信，老百姓头上仍有优秀干部为我们撑起一片蓝天，那些不为百姓办实事，七年不作为的党员干部，你们把“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都忘了吗？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长治，你们作何感想？面对七天抓住凶手，你们七年抓不住凶手的事实，你们不感到愧对警徽和良心吗？
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上至90岁的老爷爷，下至年幼的一双儿女向吕书记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以此告慰我亡夫的冤魂。
谢谢你了吕书记！
北董村村民王文平
2002年6月12日
读了这封信，我不以我们做了点事情而兴奋。让我担忧的是，我们不少干部心中已经没有了老百姓，没有了党性。我们天天讲群众利益、群众观念、群众路线，当群众遇到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党员干什么去了？党的干部又到哪里去了？有干部向我反映，我们总有那么极少数的人“跑官”不成，就在那里“泡官”、“泡茶”甚至“泡妞”。
事后，电视台记者采访嫌犯，问他们如何能逃避法律追究达七年之久？马荣刚直言不讳地说，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长治——案发当天他在地下室睡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上来了。七年里，没有一个民警找过他。另一个嫌犯说他长期在十几公里外的长治县打工，根本没有人过问打死人的事。
王文平，这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公民都能将案犯的行踪了如指掌，我们一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竟然软弱到不如一个平民百姓，用什么理由可以解释清楚这其中的奥妙？
讨骡奇闻
2001年10月22日，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潞城市合室乡赤圪倒村一位60多岁的农民李成富，写信问我：“吕书记，我的骡子该如何要？”信中是这样说的：
1998年农历9月28日，我家的一头骡子被贼盗走，次日，我在合室派出所报了案。
在贼人偷走我家骡子的当天夜里，盗贼路经店上派出所门口时，店上派出所工作人员感到可疑，上前询问，贼人说，是自家的骡子。派出所人员将骡子扣下，让贼人回家开证明。这样贼人就跑了。后来店上派出所所长（应为指导员）；就让当时在该所当临时工的一个女子牵回家里使用并饲养起来。
事过两年半，2001年4月份，我才得知我的骡子在十丈沟，我去查看果然是我的骡子。当我得知骡子是店上派出所所长送给她家的，我随即去找所长。所长说：这牲口喂一天要出20元，两年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