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趁热打铁，铁路局表了态，分局也是特别重要的环节，市煤运公司的赵经理建议再跑一趟郑州铁路分局。一样的感动，一样的支持，铁路发运计划从铁路局到分局，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郑州一趟，2001年一年长治市增加铁路运输200万吨。按销售收入粗算，就是一笔2。6亿元的进账。
一个面子竟能换回两亿多元地方收入，市委书记能值这么多钱！我以后还要继续跑，继续挖掘潜力，只要能换来长治的长足发展，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一个主意打破僵局
吴家庄水库，这是个让长治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运作，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吴家庄还只是个名字，没能变成水库。
为什么要办水库，原因很简单。按照现在长治市用水量的急剧增加，经测算，到2010
年全市需用水量为7。61亿立方米，如不兴建新的水源工程，长治将从相对富水地区变成严重水荒地区。这个水库建设规划可控制流域内面积9410平方公里，占浊漳河流域面积的84。6％，同时还可有效积蓄漳河上游的漳泽、后湾、官河三大水库的弃水及区间来水，最大限度地防止水资源浪费和流失。
办水就有水资源分配的问题，由于占据水源地的特殊位置，下游的河北、河南两省担心水源被长治控制。因此，报批成了水库项目的障碍。我们蓄水，他们就忧虑少水，阻力由此而生，由此而大。这个项目报送到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已久，然而，一次比一次谈得艰难，批准就更加困难。
经过与下游地区友好协商后，我和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怀文，副市长常反堂又一次到北京汇报项目，请求支持。
2001年7月5日，在国家水利部，规划司、海河委员会和漳河局的负责同志又一次与我们坐到了一起。还是老项目、老问题，部领导不停地摇头，僵局再一次出现。沉寂片刻之后，我发言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个解决的积极办法。”“前提是保证水资源分配，水库没有什么再好谈的了。”部领导解释了项目存在的缺陷。我认为有矛就有盾，有锁就有钥匙，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我提出了“用股份制办水。上游、下游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方法。
“这个办法好！”与会者都高兴，就股份制办水展开讨论，项目开始有了好的转机。我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发展趋势看，水变得越来越珍贵，建水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资源流失，我们把有限的水蓄起来，按照市场经济的投资方式，兼顾上下游各方利益，科学管理，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使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既符合国家政策，又符合长久利益，还引进了先进机制，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办成、办好。最后，水利部的领导表示将按照这个思路推进项目进度。
股份制办水思路，从长治的小水改制到投资13亿元的大水库建设，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僵局终于打破了！在水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办，还需要用更科学更严谨的态度，才能保证项目落到实处。
七月的北京，烈日当头。然而吴家庄水库走出长期困境的好心情战胜了炎炎酷暑。下午，我们一行，考察了北京高档商业步行街等建设项目，并与崇文区委、区政府领导进行了座谈。
一个产权改革，解决了光棍娶媳妇问题。
一个股份制，使吴家庄水库项目走出困境。我说，当官有多种当法，我们这一届市委只有一个心愿，努力让老百姓不过苦日子！
走上去，不仅需要诚恳、执着，也需要策略、技巧，需要科学的办事态度。
“六难”变“不难”
长治穷，国有企业足见一斑。
离开煤，我们仿佛就没了产品，没了企业。过去，长治有六大支柱企业，算是非煤产业。它们也曾经红过一时，在计划经济时代也算给长治人争过光，为山西人露了脸！但进入
市场经济，它们就渐渐落伍了，掉队了，甚至成了当地发展的“六大包袱”。
长治合成化学厂生产高科技产品，让上海人错当对手，结果挤了一下，就垮了！
长治长丰工业公司生产缝纫机，被一个给它生产配件的民营小老板取代了！
长治自行车工业公司被迫无奈，一分为三，厂领导走了，留下工人闹政府！
长治轴承厂被国内轴承“三大强”的包袱压得翻不了身，工人轮换上岗，你干一周，我干一周，谁也领不上工资！
长治锻压集团曾创出国际领先的精密设备，但没有创出足够的市场效益。
长治防爆电机集团只看上了自己的“大”，却丢失了大市场！
过去的长治这“六大强”，到1999年底，资产总值5。7亿元，负债6。1亿元。1。5万名职工，只能干出1。5亿元产值。
“六强”变成“六难”，工人没事干，天天闹市长。
2000年12月5日，我清晨六点起床，骑着自行车来到防爆电机厂。
这个厂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刚刚进行过民选厂长。我不太放心，早起来到工厂。
冬季的上党，六点还是漆黑一片。进入厂区，看不到几处灯亮。骑车绕厂一圈，发现一座车间有稀稀拉拉的机器声音。只要有工人干活，就说明企业还有希望。
我看见上夜班的工人们干活没精打采，上前问他们：“夜里有没有夜宵吃？”一个满手是油垢的师傅答我的话：“还夜宵呢！工厂连职工食堂都没有了！”
“为什么？”
“干部有家，吃饭老婆做！”
“工人呢？”
“能发工资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奢望吃夜宵？”
我和工人一块干了会儿活，师傅们见我内行，问我：“哪学来的手艺？”
我说：“过去当过锻工，这点活，不学自会！”
在铸造车间，我和工人师傅边干活边聊企业的事儿。
“你们民选的厂长怎样？”
“时间还短，一时看不出来。”
“工资是发了，竞选时讲的话能不能兑现，还得等着瞧！”
告别工人，走出车间，正赶上吃早饭的时间，我按工人们告诉的地方，找到了职工食堂，门紧闭着，推了几下，里面没有人。
食堂不开门，工人们肯定有怨言，我只好到附近的街头小摊吃饭。还算不错，这个地方还有个省建三公司，60年代支援内地，整体从天津迁来。如今下了岗，退了休的“天津卫”，卖小吃有传统，做的精细，我也吃得比较舒服。
七点半钟，吃过早饭后，我又返回防爆厂，见工人没有上班。我就坐在厂门口的石头上，修改我的尚未脱稿的关于群众路线的文章。
过了一阵子，我见厂门口仍没有人来上班，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八点了。差几分钟时有人来了，随后进来不少人。
八点已过，还有人慢慢悠悠地走进来。
八点过五分，我在门前登记，一个、两个、三个，有45个工人迟到。
我让门卫把门关上，将迟到的人集中起来。我对他们说，工厂发不了工资，大家有意见，但你们这种劳动态度，谁能保证让你领到工资。企业要有个章法，不能随随便便来去自由。经济效益是干出来的，不是哪个人本事大，能给大家把钱弄回来的。
企业干部听说我在工厂门前查岗，赶快跑过来。我表扬了他们民选厂长后企业的变化，也指出了管理松懈等问题。前三脚难踢，我理解他们，但吃不到饭的夜班工人仍让我难以忘记。
当天上午，我让办公厅的同志，把我当月的工资1000元送到企业。哪怕给上夜班的师傅买包方便面，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我交待他们这件事不准公开报道。
过了两个多月，2001年2月11日，我再次早起前往防爆厂。这天的遭遇，可以用喜忧参半来表述。
凌晨四点钟，我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西去，见马路上已有了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还不时有蹬着三轮车进城卖菜的郊区农民。
我下车向路上卖菜的农民问早。不想，一位女同志撒腿就跑。
“为啥跑！”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有经验，她告诉我：“她见你个子高，又突然问话，以为遇上了坏人。”
我本来不想介绍自己的身份，但我以后只要早起和群众说话，就必须先说自己是市委书记才能不把人吓跑。
“社会治安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抓！”我自言自语地说。
来到防爆厂，我轻车熟路又进了锻造车间，我问工人师傅，你们现在能不能吃到加班饭。工人们告诉我，你给了钱，工厂就想办法改革夜班职工补助。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同志说，如今厂子真变了，我们上夜班，车间主任送饭，多少年没有见到的干部作风又回来了。
这就好。我满意地点头称赞企业变化，又问大家劳动纪律怎样，另一个年老的师傅说：“你那军训的办法管用，大伙精神气变了！”
我问职工收入，大家的兴趣更浓了：“我们厂月工资最高的能挣1300多元。”
厂领导见到我，急忙解释说“不知道您来”。我说，搞调查就要提倡多种形式。“去看看你们的食堂！”郝书记领我和大家一块吃早饭，我们边吃边聊。老郝向我介绍，“2000年工厂刚民选厂长，企业就有了2500万元产值。2001年，有领导关心，工人卖力，防爆厂产值收入能翻一番，年底能达到5000万元。”
我听他讲产量，讲市场，讲措施办法，然后告诉他，只要你们干到5000万元，市委、市政府就给你们发奖金。
说话间又到了八点钟，我来到厂门口，见大家已经准时上岗，没有一个人迟到。
这一年，防爆厂产值真的翻了一番，奖金自然也兑现了。
三进防爆厂是2002年4月15日，我总结工厂调产经验，概括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