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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对群众来说方便了；对干部来说，在办公室和广场跟群众对话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机关条件好，坐着谈舒服。面对一个人两个人可长谈，可短谈，轻松愉快，没有压力，还要经过一定程序。在广场上，有时日晒，有时雨淋，有时被群众包围。在长子县和群众对话，我站了将近四个小时，后来腿酸得不能动，感觉吃了很大苦头。但干部吃苦后就能感觉到群众的苦，群众体会到干部吃苦就会受感动。这一点是坐在办公室里感受不到的。
每次对话会结束，临走时群众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我就感到担子很重，感到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像办公室接待一样，接待了一个人就觉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对话会不一样，即便接待了10个人，我也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因为还有许多人因为时间限制没来得及说话，有所失望。这种经历多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种感情，变成一种愧情，变成一种压力，最终变成一种动力。
长治市的对话活动，每次都要提前在报纸、电视、电台或海报上发出公告，并选择在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进行。全市每个系统至少一个月内要进行一次对话活动。有的问题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逐步解决，但要把时间表告诉群众。对于那些“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的问题，尽管错综复杂，甚至连当事人都找不到，我们也要想尽办法给群众个交待。
事实上，对话是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在市、县、乡、村以及机关、学校参加了20多次对话。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群众围个水泄不通。到2002年10月，长治市直机关的45个单位先后在八一广场与群众开展两轮以上的对话，180余名副处以上干部参加了对话活动，共接待群众2万多人次，接受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2980条，当场解答群众提问2737条。
舆论的力量
监督要得罪人
从2000年2月，《长治日报》第一次刊发批评稿件，到2002年10月已经累计开展监督1935次。有人推算这个频率，长治已经揭露各种问题2000多个。其实，除了市报，我们还有电视台、电台、有线广播电视台以及《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五家媒体加在一起，长治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一个个突出问题被揭露，一件件民忧民虑被解除。
长治日报社的同志整理出一份关于我对报纸的批示，零零总总，总计381条。如果再算上给长治其他媒体的批示意见，共有597条。按我到长治上任至2002年10月底的991天计算，不到一天半就有一个批示。这个精确计算，可能是同志们对量的关注结果。我觉得，大部分工作是班子里同志们，特别是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尚平安（后调到晋城市）和副书记卢晓中、宣传部长史耀清，大家齐心协力才形成全党办报的合力优势。
在《长治日报》当过20年编辑记者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过去的报纸是个啥样子。
就舆论监督而言，10年前《长治日报》有一个批评栏目，名为《读者来信》。其内容三分之二是表扬好人好事，三分之一为批评稿件。监督的内容和对象多是些服务态度问题，攒破天，壮足胆，也只敢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卖假药、或者小偷小摸的“儿科”小事。就是这样不痛不痒的批评也常常遭致攻击，被告上法庭，甚至还有市领导的批评指责。
后来，《读者来信》逐渐被改版，从一周一个版改为半个版，从半个版改为四分之一版，不管怎么改还是找不到批评问题的稿子，就连来函照登的勇气也被削平了。再后来，《读者来信》栏目干脆取消，这样就彻底“免生是非”了。
报社有个群众工作部，过去负责读者来信，偶而转一点群众信件，但也从来不问结果如何。再往后，群工部就成了报社的行政科室，负责登记来稿，分寄稿费，不闻不问群众的事情了。
我到长治工作第二天就找来报社总编辑，讲了我对办报的指导思想：群众靠前，领导靠后；市场靠前，官场靠后；多报道基层一线，少写会议活动。关于我的报道一般不上一版，重要活动也不占头条。二版、三版也行，四版或者中缝都可以。所以，我在长治三年，除了党代会、市委扩大会和一年一次的经济工作会，基本没有发过关于我的头版头条。
我的办报观是把版面让给基层，还给人民。重要的还是要督促去反映群众呼声。我找来报社的王占禹、弓德旺同志，商量办了两个栏目，日报叫《望哨》，晚报叫《啄木鸟》，旨在揭摆群众中的问题，根除官场上的积弊。
这次谈话表明我的态度。一周过去，我没有看到一篇批评的文章。又过了一周还没有反映问题的报道。我再把总编找来问话，他哈哈一笑：“吕书记，你要真批评，我们还没有稿源呢！”没有稿源，我给你提供。刚上任时，群众来信特别多，我每天从中选几份有代表性的送报社转发。
稿源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只要点名批评过的人，都来找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报社解释？来人说，报社的人说是你让批评我的。原来，他们把矛盾都推到了我这里。我不怕人记恨，而我痛恨那些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
之后，我坚持批转稿件，批示报纸，坚持要得罪人，这个麻烦我自己挑着，不让下面的同志替我分担。新闻媒体拿起矛的前提，是我自己必须当盾牌。因为不这样，他们顶不住反攻过来的力量。我自己甘当盾牌，报纸也就越战越勇。因此，他们也直言不讳，有什么样的书记，才会有什么样的报纸。全国各地媒体介绍长治做法时，也就有了“人治”的说法，而我的说法是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
2000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沁源县新华书店强搭书本加重学生负担的问题曝了光，《长治日报》以《诚恳接受舆论监督，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为题报道了市委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然而，仅仅“诚恳接受”是不够的，必须要“热情欢迎”，我在当天报纸上作了明确批示：“‘诚恳接受’应为‘热情欢迎’。这四个字的改动，体现了一个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不是害怕，也不是诚恳，而是热情，你们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写一封公开邀请信，发表于各家新闻媒体，并写一言论，还要组织实施。”撰写的邀请信被新华社转发，以“热情欢迎舆论监督”为题的评论见报后产生强烈反响，对内“撵猫出室”，对外“引猫入室”，舆论监督有了宽松环境和浓厚氛围，内外媒体形成强大合力，对改进作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秦和平：从反面典型到正面典型
2000年4月12日，与往常一样我5点钟起床后，看当天的报纸。《长治日报·晚报版》一条醒目的新闻稿映入我的眼帘：
赌桌上捉住了乡党委书记
本报讯2000年3月3日下午2时许，壶关县公安局“110”
电话接到一举报，报称“壶关县城南小区有人赌博，要求派
员查抄”。公安机关接报后，迅速组织力量驱车赶赴城南小区，
干警分头逐户观察，终在一家门外听到有赌博的声音，在判
断准确的情况下，干警推门而入，将正在参与赌博的四人当
场抓获，查抄了赌场，收缴了大量赌资。后经审查，其中一
名参赌者竟然是常行乡党委书记秦和平。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伙同矿长牛国姣、秦书进、牛福旺聚赌。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分别给予秦和平等人罚款1500元的处罚。
（本报通讯员）
这篇报道所反映的是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普遍问题，可以起到警示全体干部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作出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讨论秦和平，问人民群众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
第二天的《长治日报》头版刊载了冠以通栏标题《对这样的干部怎么办》的《这哪像个共产党员》《农民最恨这样的“官”》《老百姓真不放心》三篇讨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指责了秦和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
第三天，讨论仍在继续。
一个读者写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这样的‘赌官’做带头人会把一个乡带成什么样？”
一位小学老师这样写道：“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要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当官为什么？’、‘用权干什么？’、‘工作图什么？’。”
还有位读者写道：“这样的村干部、乡干部，又何止一个常行乡，又何止一个秦和平？像这样连自己都‘领导’不了的乡党委书记，如何带领群众奔小康？”
市纪委及相关部门闻风而动。4月17日，壶关县召开常委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给予秦和平撤销常行乡党委书记职务处分，并给予了行政降级处分。
《长治日报》为此再发表三篇文章：《这样的干部早该撤》《他让群众灰心》《绝不允许损害党的形象》。市纪委还就此开展了一场党风党纪、思想作风和干部纪律的大检查。
疾风暴雨过后，我惟恐被处分的干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于是找来秦和平，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教育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大家的批评，振作起来继续为党工作。秦和平因一场赌博竟然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因一次处分，有了新的觉醒。
痛定思痛，秦和平向我表示，只要还是党员，就会为党争光。他向县委提出请求，要到全县最落后的一个农村去，用自己的行动洗掉身上的污垢。县委答应他的请求。
4月下旬，秦和平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