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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佩洛特，高级理赔监理；埃夫雷特·洛夫金，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布雷福德·巴恩斯，经营部副总裁；以及M．威尔福·基利，公司总裁。”基普勒事前曾经叫我开过一张我要找的证人名单。
过道另一侧的几位仁兄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几乎可以感到有一架抽气机在抽着屋子里的空气，灌进他们的肺。
“不准寻找任何借口，不准有任何延宕，不准申请延期。他们来此的旅费，当然由他们自理，他们在录取证词期间必须随时听从原告方面的支配；在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孟菲斯。取证的全部费用，包括录像和打字，全部由大利公司负担。取证时间暂定3天。
“其次，所有文件的复本，必须交给原告，最迟不得晚于下周三，也就是取证5天之前。文件必须打印清楚，按时间顺序排列。若不如此，将受到严厉惩处。
“最后，说到惩处，我在此命令被告大利公司，为贝勒先生支付往返克利夫兰的旅费。他劳而无功，过在被告，这是大利公司为此交纳的罚款。贝勒先生，去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多少钱？”
“700美元。”我实事求是地答道。
“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普通舱。”
“德拉蒙德先生，你们派了4个人去克利夫兰。坐的是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德拉蒙德瞟了一下T．皮尔斯；皮尔斯像偷了东西被当场逮住的孩子一样缩成一团。“头等。”
“不出我所料。头等舱机票是多少钱一张？”
“1300美元。”
“食宿你花费多少，贝勒先生？”
实际上，不足40美元。但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如果说出这个数字，那将过于难堪。当时要是住一套豪华套间，那才美呢。“60美元左右。”我稍微多报了一点，但又不过分贪心。我敢肯定，他们住的房间每晚要150美元。
基普勒用夸张的动作将这一一记下，计算器在脑子里咔嗒咔嗒地运转。“你途中化了多少时间？每趟两小时？”
“差不多。”我说。
“每小时200美元，那就是800美元。还有别的开销吗？”
“付给法院书记官250美元。”
他记下了这笔费用，把总数加了加，又复核了一遍，然后开口道：“我命令被告付给贝勒先生总计2410美元，作为交纳的罚款。必须在5天之内付清。如果贝勒先生5天内收不到这笔钱，金额将每天自动翻一番，直到他收到支票为止。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
我不禁满面春风。
德拉蒙德慢慢站起来，微微弯着腰，向前伸出一双手。“我反对。”他说。他怒火中烧，但却尽量克制。
“将反对列入记录。你的当事人有5天时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贝勒先生乘了头等舱嘛。”
对任何事都要反对一通，是被告辩护律师的特点。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这笔钱对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应该意识到，在这事上纠缠，他将毫无所获。
“来回一趟克利夫兰，显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当事人付的就是这个数。”
“贝勒先生并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呀。”他回答说。
“你是不是说他的时间就不值钱？”
“不。”
他想说的是，我只不过是个稚嫩的街头律师，我的时间根本没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样珍贵。
“那你就得按每小时200美元付给他。算你运气好，我刚才还想让你照价赔偿他在克利夫兰浪费掉的时间呢？”
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德拉蒙德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还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着他。担任法官没有几个月，他讨厌大公司的名声，这点已经传遍四方。在审理别的案件时，他也是动辄惩罚大公司，这在法律界已经引起纷纷议论。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
“还有问题吗？”他朝他们低声喝问道。
“没有了，大人。”我大声说，不过是想让大家明白我还在场。
过道那侧的阴谋家们一齐摇头，接着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书档案，转身出了法庭。
晚餐时，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阳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树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烂的福特车上，不肯出来吃饭。她告诉我说，他现在呆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全是因为唐尼·雷。眼看着儿子即将离开人世，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在车上喝问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边坐上几分钟，出来时总是泪流满面，然后就整天单独呆在车上，避开所有的人。
再说，平时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进屋。我对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们谈着这桩官司。谈着大利公司的所作所为，谈着狄龙·基普勒法官令人难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却兴趣索然。6个月前我在柏树花园初次见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场斗争。她那时候以为只要有一位律师，任何一位律师，就可以吓得大利公司改恶从善。时间还有，也许会出现奇迹。而现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后，多特将会责怪自己一辈子。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有关手术费的申请时，她就应该直接找律师。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动笔写了那些信。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当初若是受到起诉的威胁，大利公司一定会迅速行动，为唐尼·雷提供医疗费用。我这样想理由有二。首先，他们明摆着是错了，而且他们明白这一点。其次，在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起诉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便主动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议。这说明他们害怕。他们的律师害怕。克利夫兰的那些仁兄们害怕。
多特为我冲了一杯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着咖啡走到屋后，走进唐尼·雷的房间，他盖着床单，侧身朝右，蜷缩着身体，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盏小灯，放射着微弱的光。我背靠着敞开的窗子，坐在灯旁。从窗外吹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四周静悄悄，房间里寂静无声。
他的遗嘱只有短短两段，把一切遗赠给自己的母亲。那是我两周前为他起草的。他既无债务又无财产，其实并无必要留下一份遗嘱，但这样可以使他心里好过一些。他还为葬礼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亲安排。他要我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书里有4个经过缩写的长篇小说，出了已有30年，是这家人家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个地方，每次来总要看几页。
他时而发出两下哼声，时而身体抽搐。不久之后某一个早晨，当她悄悄走进这个房间，发现他再也不会醒来时，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办。
每当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要借故走开。此刻，我听见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内。我看了一小时的书，偶尔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来，我就和他闲聊，或者把电视打开，一切都照他的愿望办。
我突然听见屋里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接着便有人在轻轻敲门。门被慢慢推开，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我费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是前来家访的科德医生。我们握了握手，在床脚边低声谈了几句，然后便走了几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但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科德压着嗓子说，“这件案子的审理。什么时候开庭，有消息吗？”
“2月8日。”
“肯定吗？”
“看来可以肯定。”
“假如我亲自出庭作证，你看比通过录像或书面证词与陪审团交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当然啦。”
科德开业行医已有数年。他对审讯和取证颇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着，两肘搁在膝头上。“那就把取证的事忘了吧。我将出庭作证，现场彩色直播，而且决不收你一分一文。”
“谢谢你这样慷慨。”
“不客气。这是我起码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他出庭作证的事讨论了很久。从厨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杂音，但屋子里却很寂静。科德属于那种喜欢长谈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吗？”他最后问道。
“是什么？”
“我为人们查出病症，然后为他们走向死亡做准备。”
“你为什么选肿瘤学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当然。干吗不？”
“肿瘤医生供不应求。选中这一行，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拥挤不堪。”
“我想是因为总得有人来干。”
“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真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过，这是一个困难的行当。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我们也许可以有点作为。我是愿意献出我的时间和技术的，但即使这样，手术仍旧需要20万美元。全国没有哪家医院哪家诊所能化得起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使你憎恨保险公司，对吗？”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
“你结婚了吗？”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没有。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