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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一只黄蜂降落在他的小腿胫部，在右膝下方的六英寸处。萨姆低头看了看，但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打乱脚步，因为如果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突然这样做他会跌倒。他低头盯着这只黄蜂，即便他的脚踏在一根又一根的枕木上，腿部跟着上上下下地抖动，这只黄蜂仍牢牢趴在他的皮肤上。萨姆俯身去扇。
黄蜂蜇了萨姆。
萨姆像一匹受伤的马儿一样弹了起来，然后用手向黄蜂拍去，但遭遇到抵抗，因为小虫子还没有离开叮咬处。他倒了下去，左踝撞在右边半埋的铁轨上，疼痛不堪。
“该死的！”
只几秒钟的工夫，蜇伤处变得又肿又青，疼痛难忍。萨姆气喘吁吁地在铁轨旁站起来，观察伤口的变化。他是头一遭被虫子蜇，大约一分钟后他开始感觉呼吸困难，这时他意识到自己起过敏反应了。
后来还被蜇过一次，但那次他已经是大人了——在芝加哥打三对三篮球赛时，他被一只蜜蜂叮了一口。那晚他给父母打了个电话。
“去过急诊室了吗？”妈妈问。
“没有，妈，”萨姆说。“我吃了两片苯那君伤风抗生素药的一种。。”
“我还记得你跑步训练时被蜇的那天。”
“是越野训练。”他纠正道。
“越野跑步训练，”妈妈厉声反驳道，但接着她轻声笑了起来。“你回来的时候脚踝肿得像个垒球。”
“不是脚踝，是胫部。那次比这次严重多了。当时我不得不顶着那个‘垒球’走两英里。”
“是啊，那‘球’可真大。”
他们谈论起了住在密尔沃基的妹妹一家，直到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了，他和父母都把听筒放在耳边，静静地坐着——爸爸妈妈一人拿着一个无线电话分机。这种安静并不让人觉得不舒服——每个人都知道话还没说完——但将近半分钟都没人说一个字，他们等着谁再开个头。
“萨姆，诺斯伍德这儿有个小男孩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最终科恩太太开口了。
“真的？”萨姆侧着头用肩膀夹住电话，随手翻看着《纽约时报杂志》，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他喜欢的一位爵士乐吉他手，他不想在开始读这篇文章前父母就挂断电话。
“是的，是件值得注意的事。”他爸爸说。“你确定高中的时候没有让那些女孩中的某一位怀上？”
如果换作别的父子，这番话会像熟悉的玩笑话般一笑而过。但在萨姆和他父亲之间，话里还有话。
萨姆和父亲之间最激烈的战斗持续时间大致和二战一样长：从他十三岁那年的九月到十七岁那年八月毕业于诺斯伍德东部高中。那时的萨姆一到周末就喝很多啤酒，抽很多大麻，还带女孩回家，他知道爸妈不会喜欢这些女孩，当他和她们中的某位睡觉时也不会向爸妈做任何掩饰。科恩夫妇是自由思想派，对性事不是特别介意——至少在萨姆满十七岁之后——但他们震惊的是他对性伴侣的不加选择，聪明的、笨的，瘦的、胖的，富的、穷的，什么样的女孩都往家带：十几岁的萨姆和女孩上床就跟无聊地在电视上快速翻台一样，每个节目都差不多。
当然，他的不加选择和很多女孩主动投怀送抱大有关系。萨姆把这等艳福归功于流传在校园里关于他那玩意儿尺寸的故事。随着故事的流传，自然就被夸大了，但还不是太离谱。到萨姆上初二时，他发现总有好奇的女生愿意把他带回家，或是跟着来到他家。他们兜风，或者选一场看的人不多的电影坐在后排。他并不一定和每个女孩子都发生性关系——有些只想预演一下——但坦白说，女孩子们注意的地方全都一样。
“那么，他是谁？”萨姆问。
“那个小男孩吗？噢，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科恩太太说，“你爸爸在一家水果店看见他，然后在肉店又认出了他。”
“这太不寻常了，真的。我们回到家，翻出老照片，如果你还在上二年级的话——你们可能就是双胞胎。”科恩先生说。
“你们看见他母亲了吗？”
“和你差不多岁数，也许大几岁。漂亮，苗条。”妈妈说。
“你回忆起什么了吗，儿子？你放‘春假’时有没有戴过安全套？”
“詹姆士！”科恩太太眉头一皱，萨姆能从电话里听见她不悦的嘟哝声。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爸爸。”萨姆说。
“你确定吗？你确定和那个丰满的曲棍球守门员一起时安全套没有滑落？她叫什么来着？丽贝卡？”
“你爸爸只是在开玩笑，亲爱的。”
“妈，我知道，但真是挺有趣的，那个小孩，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嗯？”
“他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科恩太太说，“你的那个只是晚出现了二十年。”
“太怪了。”
“工作怎么样了？”
“忙。”
“接到好的案子了吗？”他爸爸问。“这周赚了什么脏钱没有？”
从另一方面讲，这个玩笑并不像听上去那么讽刺挖苦。詹姆士·科恩对儿子的律师职业引以为傲，还向朋友们夸耀儿子那些有钱的大客户。他经常把“脏钱”这个词用来指代自己激进的大学时代，这样说有点自我嘲讽但又不是太敏感。他不以那段岁月为耻，也不觉得自己当年反战，往大学报纸的底页投针对白宫的重磅文字炸弹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到了中年，他已变成一个虚伪的资本家，有了自己的企业，以很快的速度把它做大，在五十岁之前就转手他人。退休之后，他把自己年轻时候的行径看做成长的一个阶段。他以同样的态度看待儿子十几岁时对男女之事的随意，但他那时和现在都忍不住要严厉地说上两句。
萨姆不予理会，他愿意谈点别的，而不是那个和他长得一样的小不点，一个脸上还沾着巧克力的小屁孩。他确定自己在诺斯伍德没有孩子，但他在那儿确实有秘密。这番谈话使得他的父母开始涉足掩埋在尘土下面的那些秘密。
当晚，他挂断电话后，安娜·凯特·穆尔的名字只在他脑海里盘旋了一两分钟。他打了个冷颤，把这事从心里驱赶出去。他玩了一个小时电脑——玩的是一种名为“影子世界”的多人联机新游戏，他的一个客户坚称这将成为新的大热门（这个客户坚信不疑，事实上他已经买了五千股这个游戏开发公司的股票）——然后他看着西海岸篮球联赛进入了梦乡。
— 41 —
躺在里克·韦斯的床上，手臂上枕着睡着了的韦斯老婆，比格·罗布没有多想这样做是否道德。他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很讽刺——开始于调查一个有出轨嫌疑的丈夫，却终止于和一个有夫之妇睡在一起——但他接着觉得自己把“讽刺”这个词和另一个词混淆了，刚才他是不会想到这个词的，怎么形容这件事不重要，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在所难免。妈的，可这样说也不对。
明知这个女人是杀害菲利的同谋，却以这样亲密的姿势和她躺在一起，比格·罗布觉得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她是同谋？是这样吗？他甚至还不清楚菲利·卡内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酒精、黑暗和射精后的疲倦让他没有能力去思考。
那些女士们把饮料和酒以各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已经喝了三轮。然后他们六个移师到另一张新空出来的圆桌上，这张桌子更为舒适。比格·罗布充分施展自己天赋的魅力，时而插科打诨，时而引趣逗乐，带来阵阵欢笑。他给她们讲述好多年前他还苗条时所经历的冒险故事，从高中时代打兜网球加拿大传统体育活动，已有数百年历史，原为加拿大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时的一种活动，后流传到美国等地。网兜球用橡胶制成，呈白色或橘黄色。比赛双方每队十人。比赛时，运动员用网兜棒接球、传球、带球跑，亦可在地面滚动球或用脚踢球，以将球掷入对方球门得分。比赛时间为六十分钟，分四节。1904年、1908年第二届、第四届奥运会上被列入比赛项目。讲起，一直讲到在海军服役期间的故事以及当警察的故事。
晚些时候，比格·罗布又讲了他当年几乎要投资买一些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干的是人类克隆，用基因手段治疗癌症之类的事。但他把钱投在了一艘船上，其他所有投资生物技术公司的朋友都富了。“而我现在连船的影子都找不到了。”比格·罗布快活地说着，高声笑起来。
“里基和我会变富的。”佩格突然说道，她把一杯酸果蔓色的酒端到唇边，仿佛想用酒杯把嘴罩住，免得泄露秘密。
“快说。”叫琳达的金发女子说，一点也不怀疑。
“我不能告诉你们所有的细节，”佩格格格笑道。“这是个秘密。”她用下巴指指比格·罗布，并不担心被他看见。但当他们的目光相对时，两人愣住了，佩格薄薄的嘴唇张开的样子让比格觉得有种不经意间的性感。
“我只是路过这个小镇，”比格说。“你们的秘密会留在这里，不管是在布里克斯顿发生的事，还是在这里说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吧。”他眨眨眼，没有特别对着哪一位。
佩格让大家一起在桌子边围成一团，大伙儿都头晕目眩的。“里基和我在芝加哥一个有钱的医生那儿有不动产。时机一到，他和我就去提钱。”她打了个嗝。“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比格·罗布朝女招待挥手要酒，她用涂过的指甲指向时钟，提醒他这是最后一次要酒。“那么这个医生，怎么了？他做什么坏事了吗？”
佩格打起嗝来看来不止一个，“还没有，他还没做，我就说这么多。” 比格·罗布轻轻地给她拍背，仿佛是一种亲切的治疗手段。
“如果他要做什么坏事，你难道不应该在他做之前就报警吗？”乔问。
“嘘！”佩格重新把众人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