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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儿还没来得及深刻“反省”，第二天就被拉去参加批斗会了。这类批斗会他参加过很多次，可这回不一样，文三儿被勒令站在台上，弯腰低头，身体必须弯到九十度或小于九十度，和他同时上台的还有三个人，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姿势。文三儿用余光扫了一下两侧，突然惊奇地睁大眼睛，他发现左边站着的竟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杨老板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装，和当年穿着光鲜戏装，扎着背靠的那位名角儿判若两人。这时台下开始呼口号，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斗的人“打倒”了一遍，文三儿这才听清楚，自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对他的态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三儿心说了，那我要是投降呢，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按照程序，口号过后是各界代表上台发言，内容无非是揭发批判台上的人，至于文三儿的具体罪行他没顾得上听，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了杨易臣的“罪状”，大致是些“散布封资修流毒，到处种植大毒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文三儿感到很激动，他甚至觉得能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杨老板是谁？名角儿啊，当年杨老板一出《挑滑车》，平津两地无数戏迷为之倾倒，平津有名的大饭庄都设有杨老板的专座，杨老板不到，座位永远空着，别人想坐坐，门儿也没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儿能和杨老板肩并肩地站在台上，实在是高攀了。
此时台下的口号声如火山爆发，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啸之势，而文三儿却充耳不闻，只当是放屁，他密切观察着杨老板的一举一动，杨易臣低着头，眼睛半合，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文三儿不禁大为感慨，名角儿就是名角儿，那张脸生来就是为万人瞻仰的，杨老板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多大的嗓门儿，人家早习惯了。当年杨老板扮《六五花洞》中的大法官，戏中一声：“领法旨呀！”台下顿时炸了窝，喝彩声震动全场，久久不息……今天台下虽说也挺热闹，但比起当年来可差远了。文三儿为杨老板感到很自豪，他甚至庆幸自己在“天天读”时胡说八道，继而感谢街道干部老于，若不是他帮忙，自己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总有一天，杨老板会回忆起今天，他遭难的时候是谁陪着呢？文三儿啊。想到这儿，文三儿不由得兴奋起来，他抬起头，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台下的人群，感觉自己也成了名角儿，正在登台献艺……
“啪”的一声，文三儿的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巴掌，有人喝斥道：“老实点儿，低头！”台下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文三儿不低头就叫他灭亡！”文三儿哆嗦了一下，低下头去……
那段时间文三儿算是露了脸，参加过几次陪斗，成了全脱产人员，和专职干部的待遇没什么两样，可能是由于街道办事处劳资科的疏忽，他的工资发放居然没有受影响。按理说，凡属“牛鬼蛇神”都应该只发十二块钱生活费，为此文三儿总是偷着乐，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不觉得陪斗有什么丢脸的，无所谓嘛，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脸面”，所以也没什么可“丢”的，这回稀里糊涂就成了“脱产人员”，不用干活儿还白拿着工资，这种好事可不常有。
倒是街道干部老于先明白过来，他发现文三儿总是主动请示：“今天去哪儿接受批判？”看他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斗，而是去参加旅游，脸上没有半点儿沮丧的表情，倒是很有些亢奋，这使老于感到特别扭。领袖说过：“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文三儿这狗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难受的样子，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比过年还兴奋？老于琢磨了很久才悟出点儿名堂，这小子本来就属于最底层的小人物，按北京话说，叫人嫌狗不待见。他什么都没有，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么，马克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老于终于明白了，照这么说，这狗东西恶毒攻击了党和领袖之后，居然什么都没失去？还他妈的“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简直美死他啦。
老于想明白了之后，文三儿又蹬上了三轮车，“脱产人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徐金戈和文三儿的交往中断了二十五年后，又恢复了联系。比起二十五年前，文三儿的变化不大，除了面相上的衰老，他个人的生活、习性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儿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一九五○年孙二爷被镇压后，同和车行的房产被充公，文三儿等几个常年住车行的车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那时住房资源还不算紧张，文三儿也没觉得有间住房是多么了不起，可到了七十年代，住房紧张的问题就显露出来，文三儿的房子简直成了香饽饽，左邻右舍都盯着这间房，邻居们都认为文三儿简直太奢侈了，居然一个人住一间房，他凭什么？
文三儿的家徐金戈去过一次，那是间只有九平方米的破烂平房，睡觉的铺板是用四摞旧砖垫起来的，屋子的角落里有个破旧的衣柜，上面竟然缺了一扇门，文三儿四季的衣服都放在里面，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板凳，看破旧程度可能是从哪儿捡来的。
徐金戈问文三儿为什么不娶个媳妇。
文三儿回答：“我他妈连养自个儿都费劲，哪儿还养得起娘们儿？算了吧，还是一个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一九七八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选为区政协委员。他很奇怪，自己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在政治上是个“贱民”，怎么突然成了区政协委员？要说是被“选上”的，自己除了认识个文三儿，谁会认识自己？既然谁都不认识，又如何被“选上”？谁选的？
徐金戈自从当上政协委员后，开会的时间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许多，他有很久都没见过文三儿。一日徐金戈路过果子巷，忽听见有人叫徐爷，他发现文三儿坐在一家小酒馆靠窗的位子上，正向他招手。
徐金戈走进酒馆，因很久没见，想和文三儿聊聊。
文三儿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惊，他要的是九分钱一两的劣质白酒，没有下酒菜，他把桌上免费提供的酱油、醋倒进碗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露出一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着文三儿，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只见文三儿把鹅卵石放进酱油里泡了一下，然后用筷子夹出放进嘴里嘬一嘬咸味儿，就一口酒喝下，又把鹅卵石重新泡进碗里。
徐金戈问：“文三儿啊，你怎么跟块石头干上啦，这是种新喝法呢，还是兜里没钱，买不起下酒菜？”
“不是月底了吗？没钱啦，离开支还有几天呢，先凑合着吧。”文三儿说着又咂巴起鹅卵石。
徐金戈要了一瓶“剑南春”和几个凉菜，对文三儿说：“别咂巴你那石头了，我请你。”
文三儿没动筷子，他神色黯然地说：“徐爷，我没脸吃您的，当年您送我一洋车，那是多大出手啊，一百九十五块大洋啊，搁现在能买辆摩托，可我没保住那辆车，给充公了，还不能说，说了就开批斗会……徐爷，我对不住您，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来，照理说我该帮帮您，可我无能啊，自个儿都混不好，我他妈能帮谁呀……”文三儿说着眼圈都红了。
徐金戈安慰道：“别这么说，我徐金戈如今举目无亲，只有你这么一个故交，当年你两次救过我的命，是我欠你的情，不过我现在也没什么能力回报你，真的很惭愧，来，什么都不说了，咱们喝酒。”
文三儿喝下一杯“剑南春”，心情似乎好了起来，话也多了：“徐爷，您还记得方爷吧？头些日子我碰见他啦。”
“方景林，他还活着？”
“活着呢，就是活得不太好，也是坐了十年大牢，今年年初刚放出来。”
“怎么，他也坐牢了？不会吧，他可是个老革命呀。”
文三儿夹了一块猪耳朵放进嘴里：“解放后我就没怎么见过他，可也是，人家当了大官儿，谁搭理我一臭拉车的？方爷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长，到了‘文革’那年，方爷已经是市局的副局长啦，照理说方爷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可不知咋回事儿，六七年底方爷被拿进大牢，一关就是十年，听说方爷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罪过大了去啦。”
“文三儿啊，你拣重要的说，他现在怎么样？你怎么看见他的？”
“头前日子我帮煤站拉蜂窝煤，不是要过冬了吗？家家都得存点儿煤生火取暖呀，煤站的人忙不过来，办事处就叫我们联社去帮忙送煤，我负责教子胡同那一片，方爷被放出以后，上面说他的事儿还没完，不能分配工作，就暂时住在那儿，还真巧，方爷住的那个院离当年罗小姐死的那院只隔了一堵墙，是上面分配的还是方爷自个儿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把煤往院门口一卸就打算走，我朝院里吼了一嗓子，谁要的煤？可自个儿看好了，回头丢了我可不负责。这时方爷端着块木板搬煤来了，他把蜂窝煤一块块码在木板上，再从院门口端到他住的小屋里，弄得自个儿跟煤黑子似的，我瞅着他眼熟，一琢磨，哎哟我的妈呀，这不是方爷嘛，他怎么住这儿来啦？我说方爷，您还认得我吗？方爷抬头看了看，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文三儿吧？您瞧瞧，记性真好，要么怎么说是当警察的呢。不像我，属耗子的，记吃不记打，什么事儿撂爪儿就忘。我说方爷，您还记得徐金戈徐爷吗？他也出来啦，您想见见吗？方爷说，哦，以后再说吧……”
徐金戈马上打断文三儿的话：“文三儿啊，你以后再看见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人家虽说也遭了难，可那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事，和我这种人性质不一样，老方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应该体谅才是。”
两人走出酒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