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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家企业都面临重重困难。但总体而言，汉阳铁厂面临的形势稍好于制铁所，经数年努力经营，等到八幡制铁长投产的时候为汉阳铁厂提供焦煤的萍乡煤矿已经初见成效，汉阳铁厂燃料不足的局面开始缓解。
与此同时，汉阳铁厂的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产品质量的短板，开启了改良步伐，于是就有了之前所说的盛宣怀派李维格等人考察日本及欧美钢铁厂，主要是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搞清彼何以良。我何以楛，彼何以精，我何以粗的原因，然后就便添购机器。选募匠师，改良铁厂。
然而，汉阳铁厂并未抓住有利时机大刀阔斧推进改良计划，正当李维格驻日考察期间，盛宣怀丁父忧守制，厂务请旨暂由北洋大臣袁世凯接管。随后李维格奉袁世凯之命回国与洋商商洽借款事宜，然借款无果而终，改良亦半途而废，之后汉阳铁厂因循敷衍，两年后才重启改良计划，不仅贻误了宝贵的建设时间，而且使亏损额进一步增加。
从1904年起，汉阳铁厂大力实施改良工程，取得重大成果，使得铁厂产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生产出的钢铁市场也因国内蓬勃兴起的铁路建设浪潮而逐渐打开，不过与此同时，八幡制铁所也逐步走出困境，生产步入正轨，产能逐步超越汉阳铁厂。
在钢铁厂的发展方面国家的扶植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由钢铁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首先钢铁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规模优势明显，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其次钢铁产业关联度高，发展环境脆弱，需要政府出面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另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需要政府制定实施，其中诸如钢铁市场开拓，产品标准设定，管理技术发展等，样样离不开国家干预，其中对中、日这样的后发型工业化国家而言，政府的角色作用更为重要。
最初，中日两国政府对钢铁事业都有国家扶植、官倡民办之意，1889年为筹建炼铁厂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
与此同时，日本农商务相大隈重信认为：“现时制铁之业，犹未甚兴盛，政府颇为忧劳，故农商务省将兴一制铁所，为民人先倡，则后来又复见制铁局兴于四方无疑也。”
基于此，汉阳铁厂和八幡制铁所都依靠两国政府的大力扶植才得以创建和发展。
至1896年，清政府在汉阳铁厂实际投入五百八十多万两白银，其后虽因政府财力不济中止拨款，但清政府的扶植依然持续。
在税收方面，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以后，清廷虽有征收营业税、产品税的动议，但最终均予以免征。
如1896年春，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华商洋商，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对此张之洞奏请汉阳铁厂所出钢铁请免税厘十年，随后户部议准。援照广西丝绸、烟台果酒暂免税厘三年之案，从优加免税厘五年，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另在矿产资源专利、产品优先采购、资金挪用、官欠入股方面，清政府也为汉阳铁厂提供了诸多便利。客观上讲，没有清政府的支持，汉阳铁厂在清末不可能迎来一段发展高。潮期。
同样，八幡制铁所也受惠于日本政府的扶植，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给予多方面协助。
比如在1898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赴武汉会晤张之洞，亲自为制铁所购买大冶铁矿牵线搭桥，期间汉阳铁厂首次与日本签订出售煤、铁的合约。
八年之后，汉阳铁厂总理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在上海签订通易煤铁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煤铁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这事实上剥夺了汉阳铁厂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定价的权利，但盛宣怀并未察觉合同中的圈套。
自此以后，即便随着欧美工业化的不断加快，煤铁价格大幅上涨，汉阳铁厂也未能利用价格浮动加快还清贷款脱离日本债权者的束缚，而日本制铁所的钢铁生产之所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汉阳铁厂所提供的优质矿石和廉价生铁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早在合约签订之前，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即开始谋划夺取汉冶萍的控制权，他训示属下针对汉阳铁厂加强公关，以便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采掘权全归日本。当时桂太郎认为可以利用汉阳铁厂资金不足的困境，先以技术合作和贷款引诱汉阳铁厂上钩，要求对方答应日本技师插手上述两矿之经营以及汉阳铁路局和兵工局之经营，逐步使其管理权须归于日本。确实扶植日本在汉口方面的权利，并对中国将来之形势有所准备。
虽然两国政府均给予两家企业种种扶植政策，但受制于各自的管理水平和政治局势，政策执行的方式和效果却存有较大差异。
大体上说，清朝中央政府缺乏发展钢铁工业的智识经验和管理能力，不能积极主动制定政策和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发展，多数情况下，是在张之洞、盛宣怀等主事人员的请求下，被动地同意某种做法。
尤其是在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后，盛宣怀大权独揽，中央较从前更少主动关心公司事务，以至于在公司在签订大笔日债后，中央政府竟毫不知情，而社会各界对汉阳铁厂经营内幕亦讳莫如深。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视创建八幡制铁所为国之要政，积极筹划，科学论证，其态度之严谨与清政府有霄壤之别。
八幡制铁所建设规划可追溯至1891年，是年素有铁松方之称的松方正义组阁，对制铁事业表现出浓烈兴趣，冶金专家野吕景义趁机提出制铁所建设方案，于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军方提出资金总额为二百二十五万日元的海军制钢所建设案，不过该案最终遭到议会否决。
尽管如此，制铁所的准备工作依然稳步推进，随后农商务省设立制钢事业调查委员会，由陆军省、大藏省、农商务省、海军省、工科大学、贵族院议员、专家学者和社会代表各派一人组成，先从事铁矿调查、铣铁和制钢试验等准备工作，并调研设立制铁所的目的、方法、位置、机构设置及经费等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为同中国争夺海上霸权，全国掀起军备建设高潮，制铁所建设案也再次被提议。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议会最终通过军备扩张计划，制铁所建设计划最终获得通过，随后农商务省正式成立制铁事业调查会，分设制铁试验、制品种类及产量、厂所位置、机构组织、建设计划和建设预算等六个特别委员会。
相较之下，中国政府对汉冶萍的财政支持显得力不从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财政濒于破产，在汉阳铁厂最困难的时刻结束了资金挹注，从此汉阳铁厂必须依靠自己筹措资金，而其渠道不外乎招股和借债。
然而，在经营尚未起色、连年亏损的情形下，民间资本裹足，招股之难，可想而知。为解决资金困难，汉冶萍不得不依赖借债，这一点正中了日本政府的下怀。
于是从1904年开始，日本财团就向汉阳铁厂提供借贷资金，这种合作的性质看似商业贷款，实际上往往是政府幕后策划，最后经内阁会议裁决，而且贷款来源也多来自日本国库。
正是由于对华贷款并非纯粹的商业贷款，因此日本方面并不在乎贷款利息，而是非常注重其长远影响力，目的在于借此控制汉阳铁厂，实现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向日本财团训示，汉阳铁政局和萍乡煤矿借贷利息可以稍低，但借款金额要大，同时以贷款作为交换，要求中方延长日方掌控大冶铁矿石采掘权的年限，并将汉阳铁政局和萍乡煤矿的所有资产抵押给日方，如果还能争取到汉阳铁厂聘用日本人为技师负责业务最为适宜。
正是依靠着日本官方对于中国局势的精准把握和外交操盘，日本八幡制铁所成功地将中国汉阳铁厂塑造成了资源基地，它从1901年开始依赖汉阳铁厂提供矿石和生铁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一流的钢铁企业，对日本工业化和军备现代化的发展贡献良多，与此相反的是汉阳铁厂受制于国内动乱和企管不良，在为对手提供寄生肌体的同时，以孱弱不堪的面貌步入了民国时代。
就目前日本的工业发展情况而言，不管其国内有多少所造船厂，有多少武器生产工厂，位于福冈县八幡村的这所钢铁厂决计是这一切的根本，也正是这个原因，日本常备师团中有第六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八师团等四个师团驻扎在九州地区。
经过对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连番打击，徐卫有信心让自己的每一个决策都能导致日本政府风声鹤唳，相信在他发布了这个假消息之后绝对能够将日本绝大多数的军事力量吸引到这座钢铁厂附近。（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三章 御前会议（）
就在徐卫的军队在釜山港誓师出征的时候，日本东京的天皇皇宫的长和殿内也在进行着一场御前会议，不过这个御前会议虽然也集合了内阁所有的成员，但总显得名不副实，包括明治天皇在内的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脸上却表现的非常的急切。
就在这个时候，外间快速的木屐声打破了这个有点诡异的沉默，然后一个宫内的侍者走进长和殿，对坐在主位上的明治天皇说道：“启禀陛下，英国驻朝鲜公使密电！”
“咳咳……”卧坐在主位上的明治天皇急切之间想要说话，张嘴的却是一阵咳嗽，随后他一边控制着自己的咳嗽，一边用手指了指坐在最左边的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会意的从榻榻米上站了起来，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