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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徐家现在并没有取得湖南的行政权力。兴修道路和水利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考虑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所经过地区当地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除了拥有行政能力的政府机关，外界势力是很难通行的。
正当长沙的时局逐渐开始转向稳定的时候，在阿巴丹的徐卫也已经与在长沙遭受损失的列强达成了赔偿的协议，在列强受损洋行的狮子大开口下。他要向这些洋行支付近三百万英镑的赔偿金，这显然远远超过了在长沙各洋行实际的损失额度。
本着有钱任性的原则，徐卫并不觉得这份赔偿协议对他而言是一个多大的损失，相比于这种损失，他更关注的是发生在阿巴丹的一件改嫁事件。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那次声势浩大的原第一师集体婚礼说起，当时有感于新澳港那女比例的大比例失调，徐卫便产生了让波斯人嫁给自己军队士兵的想法，随后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这个想法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
在当时的原第一师，基本上所有没有结过婚的士兵都在波斯寻找到了自己的配偶，而这些波斯女人在原第一师离开波斯的时候并没有随他们离开，而是集体居住在阿巴丹为她们提供的住所内。
原第一师的士兵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减员，这也标志着在阿巴丹的这些女人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寡妇，按照中国封建礼教的约束，这些寡妇是不允许改嫁的，并且在举行集体婚礼的时候徐卫还宣布了他指定的军婚法案，这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些因为为他征战沙场而长时间与妻子分居的士兵而制定的，法案规定任何破坏军婚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按情节的严重大小最高刑罚为死刑。
然而，再严厉的法案也无法断绝人类对两性方面的需求，在原第一师征战沙场的时候在阿巴丹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破坏军婚的事情，为此阿巴丹的政府还处决了一名情节比较严重的波斯男子。
但是，这一次与之前的情况大为不同，其中涉事的男方为徐卫军队的士兵，涉事的女方则是丈夫已经战死沙场的寡妇。
这名涉事的男子虽然隶属于原第一师驻扎阿巴丹士兵，但他并不是原第一师内的第一批士兵，而是之后根据军队战斗减员补充进去的新兵，并没有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军婚，在婚姻方面属于单身。
在军队再次整编之前，对于原第一师的全体军官而言最好的军事任务莫过于两个月一轮换的阿巴丹守备营，这些士兵相对于军队内的其他士兵而言不仅有更多的假期，还能够隔三差五的与自己的妻子见上一面，叙一叙相思之情。
在军队建设以来，徐卫最关注的就是军队士兵们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算在朝鲜征战最酣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着这个轮换制度，用及其高昂的运费将那些轮到驻扎阿巴丹的士兵运到驻地，然后再将驻地的士兵运回来。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一名原第一师的新兵看上了军属驻地的一名寡妇，而这名寡妇在久旷之下也看上了这名新兵，不过两人碍于军婚法案的约束只能在私底下相诉衷肠，却是不敢让外界得知的。
事情最终因为两人搞出人命而被外界获知，本来像这么严重的事情涉事男子一方在阿巴丹市政府那里判个死刑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次涉事的男子却是一名现役军人，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理军事纠纷的权利，而下面的军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于是便层层上报到了徐卫那里。
徐卫在看大这份案件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制定的那份军婚法案是多么的不严谨，也意识到自己的法案早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的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已经被误解了大半。（未完待续。）
第二百九十一章 男女平等（）
感谢南宋剩男的打赏！！！！！！！！
纵然来自于男女平等蔚然成风的后世，徐卫也不得不承认女人在新澳港以及刚刚建立的新华港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极大的男女比例差距让他所拥有的这两个港口无法容忍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于是寡妇再嫁在这两个城市成了必然之事。
战争是造就寡妇的大杀器，但由战争造成的这些寡妇却是又有着与其他普通的寡妇不同之处。
呈报到徐卫桌面上的这份案件很快就得到了徐卫的批复，批复中声称涉事的男女双方均无罪释放，本着婚姻自主、自由的原则允许两人的被释放后的婚姻诉求。
同时，为了纠正大家对之前自己制定的关于军事婚姻法案的误解，徐卫在将涉事双方释放之后还重新解释了军婚的保护法，重点强调这种保护在男方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便自动终止，之后女方可以自主选择改嫁与否，而双方生育的子女则由政府出钱抚养。
徐卫的这份判决和解释在军队中可谓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亦或曲解下，等到明清时期的女性俨然成为了一种男人的附庸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已经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
其实，在秦汉时期女性伦理之中的贞节观念并没有被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女性再嫁乃寻常之事，当时中国的两性关系一直是非常开放。秦始皇的母亲即一个性乱的典型，后被秦始皇发现。杀死嫪毐，搜出太后私生的两个儿子。当场扑杀。
虽然在当时对女性的约束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同时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程朱理学还未被曲解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而在著名的《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等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
中国在汉、唐时。胡风甚重的关陇集团家的女子、贵族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男女交往开放，有些女子追求爱情也比较大胆，但关东士族家的女子家庭却能够和睦相处、夫妻恩爱。所以唐朝权贵对关东士族家的女子趋之若鹜。
自古以来，直至现代，贞操总是对女子而言的。这是男子作为统治者对女子的要求，而女子作为被统治者来要求的。男子拈花惹草至多被认为是失德，这不叫失贞。甚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女子一旦**，不论是出自什么原因，那就不得了，即使是被施暴，自己毫无过错，也永远是不干净的女人，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自明清以来，对女子约束最大的一句话出自程朱理学的先行者程颐，讲究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而这句话虽系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之论，但在当时乃至整个宋代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即使是程颐自己，也并未尽遵自己所言。
据史料记载，程颐的外甥女丧夫之后，他怕姐姐过度悲伤，就把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后再嫁给他人。
到了南宋，女子再嫁仍很普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李清照改嫁于张汝舟、唐婉再嫁赵士诚，在当时并未引起非议，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不歧视再嫁妇。
不过，由于朱熹的大力提倡，理学在南宋后期的影响渐成，节义之说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亦得到传播，但直至宋终，程朱思想未能真正深入人心，也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在当时也只是理学六子哲学之一，邵雍易学对社会的影响也远远大于程朱思想。
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偶然提出的，他自己并没有反复地大肆宣扬，后来弟子们将其收入《程氏遗书》中，到了南宋朱熹把它重新翻找出来，作为劝人守节的工具，尽管朱熹再倡此说并没有真正起到改变当时世风的作用，却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其实，明清之后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单纯针对女性，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符合程颐原意的，因为程颐的意思是假使女子要为死去的丈夫守节、不能再嫁，那么男子的妻子若死，做为丈夫也应为亡妻守节、不应再娶。
在男人主导的社会中完全发扬了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行事风格，用一条有一条的行为准则将女性教育成男性的私人物品，甚至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肆意迫害毫无反抗能力的女性。
清代学者方苞写过一篇《康列女传》，康烈女是个商人的女儿，许配给贫家之子张京，还没过门张京就死了，康烈女却以张氏媳自居，上吊自杀殉夫。
张家原来是个破落之家，张京的父亲品行又不好，本来人们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由于康烈女这一死，张家马上身价百倍，在京师出了名，正因为这样，所以都要以女子做牺牲品。
“少爷，关于这个婚姻法案，职部认为还要多考虑一下。”在徐卫发布婚姻法案的当天，以隋勇为首的各师旅级军官就一起请见徐卫，向徐卫阐述了他们的主张。
“这个法案在军队内是不是议论非常大？”徐卫面对手下众将领的拜访并没有太过于惊讶，而是非常淡然的问道。
“何止是非常的大，简直快要闹翻天了。大家都说咱们在前线为少爷出生入死为的不过是封妻荫子，少爷你却要让咱们的妻子在自己死后嫁与他人。伤了大多数将士的心。”第三师师长徐浩作为徐卫的族人，在很多方面倒是少了一些忌讳。
“封妻荫子？！”徐卫就知道军队对自己的忠心不过是封建将士对君主的效忠。将士们的拼死效命更多的是为了搏一个生前身后名，当然形成这种原因的更主要的因素则是缺少一个为他们提供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