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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参考了萧良和虞尧两名军警部成员的意见。虽然驻广办现在加上民兵在内也有十多名武装人员驻守,但如果成员需要进城,那就必须得有军警人员跟随尽管施耐德和何夕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在第二梯队到来之前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广州城内到处‘乱’窜。但萧良和虞尧还是坚持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晚上如果要在广州城内过夜,那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安保人员随行,并且作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时在广州城内过夜,必须至少留一人在驻广办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出于种种的考虑,最后驻广办也就担当起了主要的对外接待任务。好在此时驻广办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来客倒也不会看到什么‘乱’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报后,一起到院子大‘门’迎接了这位“永丰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丰”的人之外,这也是驻广办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门’造访的客商。
虽然离接到对方的拜帖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但何夕还是设法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关于这间布行以及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丰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据说是当地的五大布商之一,当然了,这个时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围也包括了其他的纺织品在内,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棉布。事实上根据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这些大布商在当地都拥有相当面积的桑田和雇佣的蚕农,也就是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而这正是驻广办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位姓马的掌柜年过四旬,虽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据说也跟大老板沾亲带故有些亲属关系。这个时代的连锁生意基本都不会摆脱家族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派到外地的这种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没点血缘关系的人,是很难得到足够的信任去坐上这个位子。
“永丰布行”在广州城里开着一间不小的铺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两地出产的绸缎制品,针对的客户也基本是以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丰”为穿越集团所采购的大宗货物中,纺织品特别是绸缎制品,有相当一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永丰布行”这些绸缎运回胜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装火‘药’包上。
执委会所奉行的商业谈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进行几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委都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将,都喜欢先将对手灌个半醉再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当初李奈第一次到胜利港的时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对“福瑞丰”不利的条款。
驻广办成立之后,执委会也是从库存中特批了几十斤白酒给他们。但当他们来到广州之后,却发现本地也很有几种味道不错的佳酿,甚至还优于他们特地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勾兑酒。
在这个时代蒸馏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烧酒被发明出来,元代文献中便有了蒸馏酒和整流器的记载,而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有详细说明了烧酒的制作方法和医用价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当然驻广办拿出来的酒在观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楼饭店高档得多,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场上难以见到的玻璃酒瓶。而这也正是驻广办已经向胜利港申报的新产业之一,由胜利港生产玻璃酒瓶,运至广州,驻广办在本地组织白酒货源和工人进行灌装,然后贴上铭牌,再以原本价格的十倍以上出售。这‘门’生意的可行‘性’极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为受限于包装而难以模仿,但这个计划报回胜利港之后却被执委会暂时搁置到了一边现有的玻璃制品产能实在有限,连完成手头的订单都还存在困难,就更不要说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的玻璃瓶了,这玩意儿仅靠着目前纯手工工艺人工吹制,很难谈得上什么产量,起码要等工业部研究出挤压成型的简易生产线再说reads;。
但哪怕是后世带来的普通白酒瓶子,现在也足以镇住这位曾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马掌柜了不光是酒瓶,桌上的碗、碟、杯、盏,除了筷子之外的所有东西,甚至连放筷子的小托架都是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这种奢侈感是马掌柜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识过的。哪怕是他以前曾经有幸参加过的某知府大人的家宴,也不过就拿出两个单把手的瓜型玻璃瓶盛酒而已,而眼前的这一桌子玻璃器,其形制都是在市面上所没有见过的,必定是海汉人自用的高级货,马掌柜迅速地在心里估了下价,至少应该在五百两以上。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非卖品,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后世的工业品,尺寸规整,工艺先进,而不是胜利港玻璃作坊里靠着人工制出的粗糙商品。这些东西在穿越初期向外界出售了少量之后就被执委会列为了禁售物资,目前只在社‘交’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作为展示品来使用,而不会再轻易对外大宗出售了。
看到了这些东西,马掌柜便基本可以确信市面上的传言都是真的,前些日子在广州城内炒得火热的玻璃制品的确是来自海汉人的供应,而这也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将会不虚此行掌握了这种先进工艺的海汉人无疑就等于是掌握了海量的财富,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有多大的本事从海汉人的口袋里掏到钱了。
酒过三巡,马掌柜便有意无意开始打听海汉人的根基所在,而施耐德对此也并不隐瞒,声称自家的产业座落在崖州某处海港之中,并邀请马掌柜在方便的时候能够去亲身游历一番。当然,施耐德宣传的重点并非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如何漂亮,而是海汉商品的丰富种类,以及胜利港的自由免税政策。
这位马掌柜显然也是长期在外面走动的人,一听到“免税”眼睛就亮了:“施先生是说在胜利港‘交’易,货物无需缴纳税赋?”
施耐德笑道:“连一个铜板都不用缴!”
马掌柜眼睛转了转又问道:“那是否会按船只大小,或是货舱大小来收取费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广州市舶司所征的水饷就是按船只的尺寸来收取,只要想收钱,主管单位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施耐德解释道:“在胜利港对外来商船不存在以任何名义征收的税赋。当然了,如果贵商行要在胜利港开店售货,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第244章 纺织品交易()
赋税一向都是商人们十分重视的问题,明末的市舶司虽然已经大部分采用了牙行代理的包税制,但海商要缴纳的赋税并未因此而降低。 例如“永丰布行”从江浙或是福建运来广州的织物,每一船都必须以每尺十两银的比例,按照船只的宽度向广州市舶司缴纳水饷,一般一船货物所需缴纳的税赋都在二百两以上。像“永丰布行”这样的大布商,每年仅仅是缴纳的水饷几乎要在白银万两上下,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要知道这还只是市舶司收取的水饷而并非出售商品的赋税,按照明朝的商税规定,“永丰布行”在广州出售这些货物,还必须要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缴纳商税。这样算下来,一船纺织品从外省运到广州的赋税负担就相当可观了。
对于布商来说,这部分赋税上的损失肯定是要转嫁到出售的货物价格上,最终的承担者就是民众或者穿越集团这样的消费群体。而作为对纺织品需求量极大的穿越集团,自然不会乐意掏钱出来变相输血给大明的国库,如果能设法把布商吸引到胜利港去,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很实惠的好处。
施耐德抓住时机向马掌柜说明道,布商将布运往胜利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水饷陆饷加增饷,而且因为这些纺织品都是由海汉执委会出面集体收购,因此也不会有任何‘交’易税产生。当然了,这种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平白享受的,这些纺织品在运抵胜利港之后出售给海汉的价格,布商也应该给予适当的降低。
马掌柜眨巴眨巴眼睛问道:“若真能省去了赋税,那价格倒是可以再商量。但若是运去贵方港口的布匹太多,贵方收购不完,那又该如何?”
施耐德道:“这个好办,我们先约定一个大致的‘交’易量就是了,每月布多少、纱多少、绸多少,定出‘交’易量的上下限就行了,只要贵方向我方提供的货物在这个‘交’易量之内,那我方就照单全收。”
马掌柜略一思忖,也觉得施耐德说得有理,便又问道:“那不知贵方每月所需的织物有哪些,量有几何?”
施耐德笑了笑道:“这个倒是不急,因为我方所需的织物有几样比较特殊,等下想请马掌柜先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因为后续还有技术‘性’的细节需要商谈,施耐德和何夕便没有再在酒桌上刻意对马掌柜发起攻击。酒足饭饱,三人便移步书房,而这里成列的各种各样的海汉玻璃文具更是差点闪瞎了马掌柜的眼睛,有不少种类根本就没在市面上见过这是从胜利港送来的最新一批的样品,因为要遵守与“福瑞丰”之间的独家代理协议,所以技术部‘门’专‘门’又设计了一些新的型号,准备向广东之外的商人进行推广。
看着马掌柜有些呆滞的神情,何夕很适时地奉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礼物一套海汉玻璃雕‘花’文具。这么一套东西在目前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