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强圃保以诩依锞陀辛艘欢ǖ牧斓嫉匚弧Ｋ淙徽庵至斓嫉匚皇庇卸。颐飨哉剂艘坏闵戏纾赐牒妥龇沟拇问员裙ド倭艘恍Ｓ惺彼赐牖蜃龇沟氖焙颍铱梢怎纹鹉侵侄赏瓤纯吹缡樱壹业牡缡邮鞘擞⒋绲牟实纭Ｓ幸淮瘟缑际稚裢囟晕医玻骸坝阍诤樱闼滴易羁释囊患虑槭鞘裁矗俊钡笔彼诔肯赐耄以诳吞吹缡印Ｎ一敌ψ呕卮鹚骸澳腔共皇堑币幻髑遥 绷缑继艺饷此担映颗艹隼矗掷锬靡话颜谙吹姆股住Ｋ┛┬ψ畔蛭遗芄词保蚁乱馐兜厮趿怂跄源晕媚前逊股浊梦摇Ｋ挥心梅股浊梦遥从酶觳仓庠谖冶成系至艘幌拢劬醋拍翘ǖ缡踊担骸拔易羁释囊患虑榫褪怯腥四芾锤勖撬屠瘢妒庇腥四芨勖撬屠匆惶ǘ糯绱蟛实纾揖陀幸恢殖删透辛恕！�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和柳如眉往一块儿“说”。
这个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里另外那位副科长。
柳如眉提拔为副科长后，科长给他俩做了分工。一票分管专项资金，柳如眉分管专项指标。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让他俩将办公桌并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样。“专项资金”与“专项指标”大多时候是同时拨下去的。科长有时会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俩办公桌的“交界处”一扔说：“把这笔资金和这些指标捆在一起拨下去！”
这样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种“捆”法。有时是柳如眉走过去站到一票身边，歪着头看一票“捆”资金。有时一票“捆”错了，柳如眉便会将一根白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