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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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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北京晚报》刊登了《我想见见救命恩人》的报道,引述被救老人渴望找到冬夜里救她的青年,但老人只知道他是个“河南娃”,姓甚名谁全不知道,所以老人十分内疚。许多媒体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后来,《京华时报》、《大河报》、河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他,被找到了的孙天丛说道:“我明白,人是我救定了,但是《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电影中,不是有乔安山救人被误解的情节吗?”唔,他是怕救了人反被当成那个出租车司机。
  看来,孙天丛是善良的,但也不失有一丝狡猾,既救了人,还不想别人对他有所误会。
  十分巧合的是,这个孙天丛正是那个不肯向韩国女老板下跪的孙天帅的堂弟。
  谁说河南没有英雄好汉?
  还有一点称奇的是,另有一位人物,叫孙天训。和孙天帅、孙天丛都是一辈的本家兄弟。这个孙天训入伍后曾任班长、文书、营部代理书记等职,是一个在部队培养的小秀才。他退伍后曾任十林镇柳堰村的党支部书记。1988年调到邓州市民政局工作至今。
  他看到了孙天帅的事迹后,忽生想法,忽下决心,要为他本家兄弟写一本书。在到珠海及有关地方采访数月,又写作了数月之后,这本《不跪的中国人》终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还十分庄重地送了我一本,称我是军队文学界的老前辈,以求雅正。
  岂敢!
边缘人的感觉 

  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我们经常听到“客家人”这个称呼,所谓的客家人,最早产生于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一部分汉人因战乱而渡过大江南徙。至唐末(九世纪末)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有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区别本地的土著居民,以后成为这部分汉民的自称。以粤东梅县、兴宁、大埔、五华、惠阳等县最为集中。尚有部分分布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部分地区和侨居南洋一带。领导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就是居住在广西的客家人,而叶剑英元帅也是出身于梅县的客家人。今天有许许多多在世界各国和南洋发展有成的亿万富翁和侨界领袖,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聪明的经商头脑,得益于他们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和迁徙的苦难经历。


●  甘苦自知的行吟诗人们
  在东莞采访时,我认识了《东莞文艺》的副主编詹谷丰,因为是同行,他相当热情,并给我介绍了活跃于东莞文坛的年轻作家们,他们人人都会写诗,还办了一份诗刊,叫《行吟诗人》,所以我称他们为“行吟诗人”们。
  他们分别是:
  黎启天——东莞市《厚街》报主编
  方舟——国家二级作家、东莞市作协副秘书长
  陶青林——东莞市《长安报》记者、编辑
  王德山——在三和精密香港有限公司任职,诗人
  刘大程——《行吟诗人》编委、自由撰稿人
  李福登——永晋集团《永晋》报主编(壮族)
  陶天财——《行吟诗人》执行编辑、港资企业内刊《光明》执行编辑
  东莞市的“行吟诗人”们与本书作者合影。(左起)黎启天、王德山、方舟、陶青林、李福登、刘大程、陶天财。这帮子“行吟诗人”们,其实都是像贾岛和孟郊那样,是“苦吟诗人”。他们来到东莞打工,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而今,在东莞已小有所成,他们应当有着成功的喜悦感、幸福感,但在话语之间,我听到了他们那行吟诗人的胸腔里吐出的一丝丝苦涩。我真想一下子钻到他们的心里去,了解他们此刻的所思所想。
  结果在见面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我的“老土”——还在吭哧吭哧用手写笔记,便都说道:“王老师,算了吧,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历写给你,不是省你记了吗!”
  这当然更好,那么,让我随意地翻开他们的自述,请他们自己来说说自己吧!
  刘大程:《在凄风苦雨中踽踽前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偏僻山村,在贫困和祖母的歧视下度过了童年。我在高中即将毕业时退学,原因是四兄妹上学,家里供不起。
  回到全县最偏远的乡下,我的思想很复杂,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宿命般的生存方式使我的心酸楚生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临摹惟一一本从同学处借来的石膏像起步,我开始自学绘画。
  1993年春,我背上画板和行囊,怀揣借来的满是汗污的500多元钱,告别家乡,踏上了漂泊的路。
  我的目的地是昆明。
  那趟车需要在贵阳转车,车很挤,我是不吃不喝从怀化一直站到贵阳的。在昆明下火车后是傍晚,走出火车站,面对华灯下的陌生的高楼和车流、人流,我第一次感到远离亲人和家乡的孤独。一阵茫然后,我随一个拉客的服务员去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前三天我在昆明城里兜了几圈,感到新鲜。第四天我按计划上街摆地摊给人取痣——我们村有个人在外头就是靠取痣谋生的。但我忽视了一点,我的外貌给人的印象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加上年龄不大,是不适合做这一行的。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收入微乎其微。后来我换了一种方式:画像。看的人照样多,但看一下问一句也就走了。当时的昆明还很不开放,一个外地人要想立足真是太难了,奔波几天一无所获。
  每餐我只能拿出一块钱买两个包子回旅馆就着白开水吃。晚上,躺在旅馆的床上,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面对生存的危机,我连打劫的念头都有。后来,在街头画像时我结识了一个姓陈的川籍美工。叫他陈哥,陈哥说准备在附近的晋城镇开一家工艺店,知道我不仅能画还能写也能刻,便要我一起干,我答应了。
  陈哥带我到他那间准备开张的店里,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云南籍退伍军人老胡和一河北籍残疾人老曹。老胡原来是卖跌打药的,老曹则是街头地摊摆象棋残局的。两天后老胡走了,剩我们仨。晋城是座古镇,那时房子都很陈旧,我们的店面也是间老木板房子。地方不大,只能说惨淡经营,幸好我们经营的项目多,装潢、招牌、广告、绘画、书写、雕刻,有时老曹也出去摆一下残局,三人总算能将就度日。慢慢我对陈哥有了了解,他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后来因表现不好被开除,已在外浪迹多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是同村一个在北京当兵的伙伴写来的,信中说他最近回家知道我哥已离开人世,死因不明。我只觉得头轰地一声,两眼一黑,差点昏倒。
   我含着泪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踏上了归程,一跨进家门便泣不成声。我来到一片荒丘上哥的坟头,长跪不起,长哭不已。哥走了,他抛下了我们,包括两个雏女,一个两岁,一个一岁。哥生前担任民兵营长,为了给清贫的家以补贴,他买了放映机。哥是在去外地收账的归途中惨死的。头部有七八处伤,随哥同去的本村一个青年回来居然说,哥是被鬼魂迷住,不小心摔死的。而公安局的勘验结论却是他杀。这名青年劣迹斑斑,恃仗有五兄弟,不务正业,偷盗行恶,曾受过哥的责骂,后来得知他与主管此案的一个副局长居然是亲戚。
  案子悬着没有任何动静。为了讨一个说法,我踏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从县里到州里,从州里到省里,从省里到北京。有时是我与父亲一起去,有时是我一个去,有时是父亲一人去。我们卖了耕牛和一些值钱的东西,为节约开支还背着被子带着干粮,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后来我背起行囊,重新飘泊,先后去过深圳、东莞、广州、海南、浙江等地,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有一次,在广州找工被骗,被诈去至关重要的50元。为了省1元坐公交车的钱,我只好从一个叫棠下的地方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火车站赶火车,并从广州一直饿到家里。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又无田无土(此时已从凤凰迁至麻阳老家),只有租种田地,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而且常有人登门索债。面对一张张愁苦的脸、嗷嗷待哺的嘴,我只有借了车费又走出家门。
  人才与劳动力市场2001年春节后,我告别一家老幼,背着两万多元的债务,再次南下广东,这次经一名初中时的老师介绍,进了他所在厂做绘图员。在这里,我学会了电脑,后来又任了厂报编辑。上班时间虽长,但工作稳定多了。心中堆积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便拿起搁置了多年的笔,诗文陆续散见于国内数十家报刊,2002年夏在东莞发起并创办了大型诗报《行吟诗人》,近万言的《南方行吟》推出后反响强烈,并已有诗作被收入《2002中华诗歌精选》等选本。我一边默默地工作,换取不高的工资,省吃俭用,养家糊口和还债;一边坚持写作,努力地调整自己,让自己一步步从苦难的阴影里走出。一些曾经耿耿于怀的事情已看得很淡,如初恋女友离去当初是伤心至极,如今却平静如水。
  陶天财:《南方打工备忘录》
  2001年,我到福建,经人介绍进了一家矿泉水瓶厂。别的女孩能做的事,我才干了11天就受不了。于是辞工出去,好像外面可以捡到黄金一样,纯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脓包。如今工作不干了,抽好烟喝好酒,十多天工资三下五除二用得精光,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游游荡荡。
  真正产生偷的念头,是在一个月以后的事。那天一大早,我刚从一个同学的厂宿舍寄宿起来,空着肚子在工业区的街上闲逛,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欣赏上班路上的人群。大概是在十来分钟以后,街上的行人稀少起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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