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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开了后门，坐到了第二排上。
在银都，坐车都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讲，处级干部们都是大头儿坐前排，二头儿和三头儿坐后排，这恰巧与大领导们坐车打了个颠倒。大领导坐车都坐后面，前面的那个位置是秘书的。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后排比前排安全；二是前排容易被人认出来，后排比较隐蔽。大领导们自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同时，也不愿意在车上暴露自己，后排便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可是，在银都，在处级干部中就不一样了，坐车不仅仅是图个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既然要象征什么，你就要坐到前排，才能更好的象征。所以，这一层面的人，往往的，把风光放在了第一位，而把安全放在了第二位。
过去方笑伟一个人坐车时，总是坐在前排。现在，他不能再坐前排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位子留给一把手，否则，他就犯了大忌。这虽不是什么明文规定，但在银都已经成了约定俗成。
车到田振军的楼下，他还没有下楼，老赵就用车载电话打通了田振军家的电话，说车已到了楼下。挂了电话不到两分钟，田振军就拎着个包儿下来了。田振军打开前门，见方笑伟坐在后排，相互点了点头，就上了前排。
事情貌似很平淡，而官场中的许多学问就是在这种平淡中显微妙。一个人在官场上修炼得如何，内功如何，往往的，就是在这些细微小节中见高低。
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事情的一开始，方笑伟就要争取主动，要形成一个惯例，在坐车上，一定要与田振军形成平等，没有孰轻孰重之分。至于三把手，仅仅是他要形成这个惯例的一个同盟者而已。他为了形成这个惯例一定要拉他入伙，等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谁不习惯可以继续骑他的自行车去，而他方笑伟则要按惯例进行到底。
方笑伟觉得这是一个权力之争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能让步。一旦让了步，就意味着残留在他心灵深处的最后一点自尊和面子都丢失殆尽了，他的威信将彻底扫地。按电台以往的惯例，小车绝对是属于一把手的专利，倘若他当上了一把手也会如此。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把手不是从内部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在他主持了一个阶段的工作后由外面派来的，他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先例重新形成一个惯例。他为了在事情一开始就要形成牢固的不可更改的规矩，他还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测试。那是一次中午，他故意没有按时下班，他从窗中窥视着桑学文坐进了小车的后排，又窥视着田振军坐到了前排。他点了支烟吸着，一直吸完了烟，再下楼去。奥迪车还在那里等着他，他很满意的打开了后排的门。他就是要故意推迟下班时间来磨炼对方，要使对方适应他，要使电台的员工们知道，他方笑伟不上车，他们走不了。
这是心与心的较量。他自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输给他。
方笑伟明显的感觉到，自从田振军上任以来，电台的权力中心发生倾斜之后，人们对他一下子冷淡了许多，包括过去那几个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部室主任也不例外，一个个投靠到田振军那里去了，他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冷清。
该移交的工作他分别移交给了田振军，桑学文。在他一件件，一桩桩移交工作的时候，仿佛像有人拿着一个钝刀，在一块一块割着他身上的肉。他疼痛难忍，他痛苦不堪，他羞愧难当，他的心灵上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催残和凌辱。
权力中最诱人的部分都交到了别人手中，留给他的，只是一腔的愤慨，满心的屈辱。那种心态，那种境地，和一千多年前唐朝的那个没落皇帝李煜相差无几：”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有时候，当他坐在车上，瞅着坐在前排的田振军的后脑勺，禁不住恶毒的想，怎么不发生一起车祸哩。应该要发生一起车祸呀！就在司机老赵准备超车的时候，前面来了一辆大货车，老赵在进退两难之际为了保全自己，方向盘一打，事故便发生了。奥迪车的右前方顶到一辆大卡车的后尾，玻璃哗啦啦的一声碎了，眨眼间，田振军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车上的其他人一阵惊吓之后，完好无损，立即打120急救险中心，等把田振军拉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开追悼会上，他会声泪俱下的念着悼词：”田振军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令方笑伟感到奇怪的是，他不止一次的产生过这样的恶毒的想法。尤其是当他坐在车上盯一眼田振军的后脑勺，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觉得这样想着的时候很过瘾，心情顿时进入到了一种亢奋和愉快的状态。然而，当他冷静下来，坐在办公室里，再回想这种想法的时候，却担心起了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前不久他看央视一套的《焦点访谈》，讲的是某省一个县的粮食局的副局长，为了争夺局长的位子，出资10万元，雇了一个杀手，把一把手给杀了。他当了一把手。后来，杀人案被公安局侦破了，这位副局长锒铛入狱。于是，他便想，人的犯罪心理和欲望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为了某种欲望，才产生了某种犯罪动机。在人的意识里，欲望在随时随地的产生，也在随时随在的破灭，犯罪心理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到银行里去看到那么多的钞票堆扎在一起，你可能会想，我把它抢回来多好呀，这一辈子我就活好了。这只是一种欲望，有这种欲望，才带出了你的犯罪心理。可见，这种想法甚至某种犯罪心理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倘若你经常去这么想，这就有可能在某一天的某一时的某一刻，真的会发生点什么。经过这么一想，方笑伟就开始告诫自己，千万别再那么想了，再想下去没准儿那天失去了理智可就惨了。可是，一旦当他上了车，一旦当他盯着田振军的后脑勺时，那个奇怪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任凭他怎么去抑制，怎么去说服自己不去那么想，都没有效果。
方笑伟有点害怕了，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权力，对于男人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当你还没有入围之前，也许你不会把它看得有多么重要，但是，当你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圈子之中，当你一旦尝到了权力给你带来的甜头，你就会觉得它对你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得而复失时，心中的那个疼，直接疼到了你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难怪某地有位地级干部在台时，叱咤风云，退下后心理失衡，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抑郁之极，跳河自杀了。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下岗工人渴望的是能有一份工作，能有一口饭吃就是他的终极理想了。官人们渴望的就是权力，生活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问题，所谓的问题就是活得比同类风光些滋润些，活得有脸有面些。世界上不外乎两类人，一类就是支配别人的人，另一类就是被别人支配的人。方笑伟忍辱负重了几年，刚刚尝了尝了支配别人的甜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的品味，权力就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曾不止一次的想过，是不是我没有把握好，没有操作好，让煮熟的鸭子飞跑了？细细一想，问题并不是这样，该操作的地方他都操作了，该尽的心他都尽到了，他的浑身解数已经使尽了，他无法抱怨自己，要抱怨也只能抱怨命运了。
《残局》唐达天
十
春节过后，田振军就组织召开了一次台务会。在这次台务会上，田振军正式向大家宣布了领导成员之间的分工。他负责全面工作，方笑伟主管技术，桑学文主管新闻。接着，田振军又讲了好多，比如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协作问题，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问题，广播的质量问题，新闻的导向问题，加强广告创收的问题，提高人员素质的问题，各负其责的问题。
台务会的成员们都煞有介事的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着，但是，事实上谁都清楚，田振军的这些长篇大论都是些套话废话，是可以放到任何一个新闻单位都可以说的话，因而，说与不说都无关紧要，但记与不记就大不一样了。尤其新领导上任作指示，你必须要做出一副埋头记笔记的样子，领导看了肯定受用，觉得你这个下属对他很尊重，很服贴。凡领导者，大都需要这样的下属，这不仅仅是他的自尊心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领导权威的需要。倘若领导在作着指示，你旁若无人的抽着烟，一个字的笔记都不记，即便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领导也对你有看法，认为你目中无人，瞧不起领导。从此，领导便对你有了看法。一个人，一个还想在领导阶层中混下去并且想混个明白的人，要是领导对你有了看法，尤其是新任领导对你有了看法，说明你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所以，在官场中混久了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凡开会都要带笔记本，凡领导作指示，都要作笔记。即使你觉得领导再没有水平，你的心里多么厌恶，你也要假装出认真听记的样子来。至于你在本子上写什么，却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帮你的老婆算一月的家庭开支，你也可以写一点像鲁迅先生的杂文，讽刺讽刺领导，或者随心所欲的画几幅漫画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千万不能像傻B那样的坐着，那样坐着吃亏的将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
就在田振军讲着这些人人皆知的大道理的时候，胡扬也在埋头苦记着。但是，他记的不是田振军的讲话，而是记着这样的内容：第一，领导成员分工后，都市调频台还要方主管吗？第二，田为什么没有提到调频台的事，是他一时疏忽了，还是别有打算？第三，我需要不需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