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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銕、绿意凉、红情热。但提着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5“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
红学研究之外，周汝昌在古典诗文解注、古典文论研究、传统诗歌创作和书法的书写及考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出版过《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和《 白居易诗选 》，前面已经提到。其实际的研究操作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失学时期。周汝昌曾这样夫子自道：“我的精神‘生活’是‘地下活动’：一是作诗词怀念故国反侵略，悲愤激烈，见者只有二三人，皆表惊讶。再就是以治学自遣黑暗岁月，整整六年，其内容包括文字语言、诗词笺注、书法探究。成稿有《 石鼓文新考 》、《 津沽方言解注 》、《 辛稼轩词编年 》、《 温庭筠〈 菩萨蛮 〉详注 》……这些，大抵历劫散佚。”（《 治学历程 》，见《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散佚的成果当然可惜，但其治学的“功夫”却也积淀下来，后来在许多课题上偶然涉及，都能有不凡的表现，可见渊源有自。如果说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表现了体系宏大、卷帙浩繁的特点，首先以其“量”让人移神夺目，那么他的诗文理论研究则以其“精”而让人首肯心服，虽然著作不似红学研究成果多，却每下笔都别具一格，包蕴深厚，能引逗出无穷的话题，潜涵着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体系。
保留下来的论文，比较早的一篇是写于1952年8月的《〈 楚辞 〉中的“予” 》，其时已在成都。这篇论文是因读文怀沙《 屈原九歌译 》而引发，当时文怀沙的楚辞译本非常风行，而文怀沙又是《〈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这其间的因缘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篇文章对《 楚辞 》中出现的“予”字，分别情况予以论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予”字都是“我”的意思，在有的情况下只是语气虚词。由于这一文字训诂的新发明，对《 楚辞 》中不少文句的解读也就不同于传统的成说。引一两段论文中的话：
好的《 楚辞 》本子，“余”“予”丝毫不乱，分得很清（坏本子如戴震的《 屈原赋注 》，把“余”多乱为“予”，实要不得），翻一下的结果，就有个印象：为什么某处用“余”？某处又用“予”？似非无故。进一步的印象是：“余”在句头句中的极多，在句尾的很少。而“予”则多在句尾……
然后逐条分析了《 九歌 》中《 湘夫人 》、《 大司命 》、《 少司命 》、《 河伯 》、《 山鬼 》以及《 离骚 》和《 远游 》中的十处“予”在句尾的例句，正论反证，都表明：
若必拘定旧说，赋“予”字以“我”义，是多半讲不通的。……“予”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声音，而没有实义。
这样，那十个例句都产生了新解。如《 湘夫人 》中的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传统的解释都是说“愁予”是指怀念湘夫人的湘君之第一人称。而按周汝昌的新解，则“愁予”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周汝昌并将这两句依新解翻译成白话：
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
你的双眸渺渺远望，流露出无限忧郁的辉光。
而一般的翻译都是把第二句作第一人称处理的。远的如文怀沙的译文，近的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 先秦诗鉴赏辞典 》的译文，“予”都作湘君怀念湘夫人的第一人称：
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
用尽我的目力我却看不清爽，使我无限忧伤。
（ 文怀沙译文 ）
美丽的公主快降临北岸，
我已忧愁满怀望眼欲穿。
（《 先秦诗鉴赏辞典 》译文 ）
而郭沫若的译文似乎与周汝昌比较接近，对“予”不作翻译：
公主们来在这偏僻的岛上，
望眼将穿，绕着愁肠。
当然先秦典籍的文字释义，是有各家说法的，周汝昌的这种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这篇论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颇有创意的，而其研究方法，也是版本考察、文字训诂和文本之细读详绎互相结合，“综互合参”的。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作本科毕业论文，就曾经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并作了一些研究。所以，他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关注钻研也是很早的。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了他的一篇长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论文开头就说：
晋代陆机的《 文赋 》，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 文赋 》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
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
周汝昌从“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作论证，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
针对已有的一些权威解释，如清代的张惠言和朱彝尊，以及袁枚、纪昀（ 即影视中大加渲染的纪晓岚 ），周汝昌指出其错误的理解阐释，而且“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绮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责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责任”。
那么，陆机所谓“缘情绮靡”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汝昌深入文本，考证词义的演变，并参阅征引朱自清《 诗言志辨 》等前人论说，条分缕析，首先阐明“绮靡”并不是字面上形式美、颓废美的意思，而是“精妙之言”（《 文选 》注者唐代李善语 ），是说诗比其他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
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与“赋体物而浏亮”并举的，他的用意不仅是说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也兼有“情”和“物”的联系，陆机并不是以“体物”来专指“形似”的“描写”，也不能说他有重“情”而轻“物”的倾向。陆机文论的意义，是从他那儿开始，才有明确意识将“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起来。
事情已经很清楚：“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读起来、理会起来，都比较朗爽通达，甚至淋漓痛快，因此就是“浏亮”。相对的“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而与此相适应的，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沉郁蕴藉的语式声调（这自然都是指当时的古典抒情诗而言），读起来，理会起来，也比较需要优游潜浸、循回体味，因此，这就是“绮靡”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错会误解呢？这是由于陆机的《 文赋 》，本来是一篇广义的文论，并不是一篇狭义的诗论；而陆机作为一位作家，却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散文家；再加上他的“缘情绮靡”提法特别鲜明新颖，是一种创造性的“自铸伟词”，首先引人注意，这就容易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重诗而轻文，重“缘情”而轻“体物”。而其实并非如此。
至于陆氏的“缘情说”被特别强调起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那实际上是较晚的事情，另有其客观背景与条件了。
周汝昌在论文的最后归结到讨论“缘情绮靡”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从这里说起，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的东西就太多了。
例如，“绮靡”和“浏亮”两种不同的风格，就关涉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消长的问题，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异同的问题，文学上的秀美和壮丽两种美的问题，作家的高明和沉潜的性格的问题，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和题咏的分合的问题，等等，恐怕认真研究起来，就都须从陆机的提法里面去参互印证一下，那研究才能更为全面。
例如，自从“赋者，古诗之流也”从附庸蔚为大国以后的发展、兴衰问题，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独独缺乏史诗、叙事诗而抒情诗成为诗、词、散曲的实际本质的特殊现象的问题，若讨论起来，恐怕也不能离开陆机的“缘情绮靡”说的头绪。
这又是周汝昌治学一贯风格的体现：从具体的微观的问题进入，目光却延伸到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的文化视野，引发出更多的研究课题。正像对《 红楼梦 》的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和作家考证而提升到“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一样。当然对《 文赋 》的研究还仅仅是“提端引绪”，许多论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后来的人如果善于学习，接着这个话题拓展深入，继续作下去，是大有可为的。
对《 文心雕龙 》，周汝昌则更为热爱推崇。《 文心雕龙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它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后来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因此顾随曾以“慧地论文”赞誉《〈 红楼梦 〉